你是否也曾和我一样，曾经好奇过这些问题：
为什么在新加坡的“中国城”里，会有一座印度寺庙？
而这座印度庙旁边的街道，为什么会叫做“宝塔街（Pagoda Street）”？塔在哪儿？
为什么在它的不远处还有一座穆斯林清真寺？
（图片远处的珍珠坊是牛车水的标志之一）
（图中绿色的建筑就是清真寺，一街之隔是印度寺庙，再远处是新加坡地标性组屋pinnacle）
有朋友告诉我，他们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但是从未真正走进这座印度庙。
我也是，来来回回可能路过了几十次，从没产生过要进去看一看的念头。
可能是因为印度文化对我太陌生了，也可能因为不理解但尊重和敬畏。
但是每次路过，都无法忽视眼前这座高塔耸立、雕像繁复、色彩浓烈的建筑，也无法忽视心中的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城？
这个问题的答案，终于在我参加的牛车水city walk得到了解答。
牛车水得名于“牛车拉水”，曾是新加坡最早的取水区，也是最早解决用水问题的区域。
关于牛车拉水的壁画，可以在供奉妈祖的天福宫后面的墙壁上可以看见
而在天福宫旁的小巷子里，那口古井仍静静躺着，被保护着，大隐隐于市，成了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而正是这口井，间接决定了斯里玛丽亚曼庙的建址。
1822年，莱佛士制定了著名的“Jackson Plan”，试图按族群与职业分区：华人住一块，马来人住一块，印度人住一块。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现实是，港口、工作机会、水源都集中在当时的新加坡南部，移民自然聚居到最实用的区域。
计划，赶不上生活。
1827年，南印度商人纳拉亚纳·皮莱（Narayana Pillai）原本获准在直落亚逸建庙，靠近港口。
直落亚逸区域是当时新加坡的海岸线，从福建过来的中国船只，在海上漂浮了30天之后，在此处登陆。
然而，建立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干净的水源，不符合印度教仪式。于是纳拉亚纳·皮莱转向了牛车水——有水、有工、有邻里——并建起了新加坡第一座印度教庙宇。
最初只是木结构，仅供奉玛丽亚曼女神。庙称“Sinna Amman”，意为“小女神庙”。直到1880年代，才陆续扩建为砖石结构，增设塔门、长廊与殿堂，成为今天庙宇的雏形。
在也许是第三十次路过这印度寺庙，这次我决定进去看看。
脱鞋、静步、仰望。
我终于走进了这座常常擦肩而过的印度庙：斯里玛丽亚曼庙（Sri Mariamman Temple）。
里面供奉的最重要的神是玛丽亚曼女神——南印度信仰中防疫与雨水的守护神。她是热带疾病盛行年代的希望象征，尤其受到劳工与妇女的敬仰。
庙里空间很大，像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还一路铺着一条窄窄的像麻的材料编制的地毯，指引着你走向后院的神龛。
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个地毯在。直到我的脚踩在了下午3点的水泥地板上，烫得我快跳起来了，在此之后我乖乖走在地毯上。
印度的寺庙里，往往供奉着很多很多神，多如天上的繁星。印度教信徒相信神明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这座庙也不例外，神明多到眼花缭乱。
我唯一认出的神也是在我看来最亲切的神，是那个象鼻圆肚、手持甜球的神——象神甘尼许（Ganesha），湿婆之子，开端与智慧之神，被视为移民新生活最合适的守护神。
他的雕像不只在主殿，也在小角落独自驻守。
另外一个我感觉我认出来了，但是也不确定的神祇也很特别，因为他有蓝色的脸和皮肤。在我阅读的书里面告诉我，这有可能是印度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Vishnu），象征秩序、慈悲、团结。每当世界陷入危机，他就以不同化身降世救人。
最吸引我的是进殿前，院中那根高高的金柱（dhwaja stambha）。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庙宇里看到这样的柱子。
不远处的介绍告诉我，这是南印度庙宇独有的象征，象征神明降临与天界连接。
庙外最醒目的，是那座彩色雕像堆叠而成的塔门（gopuram）。这也正是“Pagoda Street”——宝塔街——的得名来源。
抬头望去，庙背后是摩登天际线：Mercure Hotel、UOB大厦……鳞次栉比。庙宇不动，高楼崛起，旧神与新城并存于此。
我想到进来之前，我站在寺门前，看着雕像的静，听着车流的动，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信仰与现代，并不冲突。
牛车水的City Walk导览有提到，这座庙对面原为东印度公司劳工调配地，而在这座寺庙的介绍里，我也发现这里曾经是最早来新加坡的印度劳工、移民的庇护所，他们常在庙内临时住宿，等待工作机会。
（上两图为现今斯里玛丽亚曼庙的对面）
劳工上工、下工、投宿、饮水、祈祷，庙一度成了他们的生活核心。
而如今，这座寺庙不仅接受着来自新加坡印度教徒的朝圣，它的功能也有所扩展。在旁边的建筑里，人们会在这举办着婚宴。
很幸运的是，当我们的city walk路过的时候，这里恰好在准备着婚礼。
阳台上挂着黄色花环，两侧竖起整株香蕉树。在南印度婚礼中，香蕉象征繁衍、生生不息、纯洁与福祉。
两根香蕉树，不只是装饰，更是文化的象征，延续了百年前的祝福。
离斯里玛丽亚曼庙不远处，还有一座绿色的清真寺，贾美清真寺（Masjid Jamae）。
我原本以为这是给马来穆斯林的，因为一条路上有多个宗教信仰的建筑共存的现象，在东南亚并不罕见。
比如在马六甲“和谐街”（Harmony Street），一条街并列着清真寺、兴都庙与华人庙宇。香火交错，节日共庆，宗教并非壁垒，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查了资料才发现，这座清真寺是由南印度泰米尔穆斯林建的。1830年代，印度穆斯林建立了该清真寺，这是他们在新加坡最早的礼拜场所。
印度教与穆斯林虽信仰不同，却共同落脚在此。神明不同，邻里相同。
庙与寺，只隔一街。
1822年的Jackson Plan试图“分而治之”，但信仰、家庭与生计并不遵守地图指令。
人群因井水而聚，因港口而留，信仰也随人而动。
空间的共处，是生活真实胜过制度理想的明证。
而从斯里玛丽亚曼庙穿过安详山，路过牛车水的井，天福宫再走几步，就是福德祠（Fuk Tak Chi Temple）。
这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庙宇之一，建于1824年，供奉“大伯公”（Dai Bak Gong），象征土地与护佑。
这是在海上飘荡了30天的下南洋先民落地的第一站，上岸就先拜大伯公。
（第一张图是下南洋的先祖们坐的船的模型，他们居住的地方在船舱里，第二张图的中间最低处的建筑就是如今的福德祠，先祖们祭拜大伯公的地方）
如今福德祠被整合进Amoy酒店，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共处。
短短几百米内，三座庙宇并立：
印度教徒敬玛丽亚曼，祈求疾病远离；
穆斯林礼拜安拉，求心灵归宿；
华人拜土地神，愿新地如故乡。
他们都是新加坡最早的“精神地图”代表，也是一座城市的包容基因。
所以，为什么中国城里有印度寺庙？
答案并不复杂——因为这里有水，有工，有人，有生计。
有人落脚，就有信仰扎根；有信仰，就有庙宇。
那些看似“错位”的存在，其实是关于落脚、共处、信仰与认同的城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