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当时新加坡在印度辖下）通过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国籍法，更进一步分化峇峇华人与新客华人的距离。峇峇华人在法令下成为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他们开始自称为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 或英籍华人 (British Chinese) ，效忠英女皇，称英国为“祖家”（天福宫重修碑文里说的“祖家砖”指的就是英国砖）。言必称：“我是英国臣民，白种人。”
新客的大量到来当然冲稀了峇峇在华人人口的比重并超越他们成为主要的华人族群，不过峇峇华人还是这个时期新加坡贸易的主要掌控者。一些出类拔萃的新客通过与峇峇联姻的关系，爬上了上层社会的台阶，峇峇家庭也喜欢引入有干劲的新客女婿以保持家族的生命力，这种互动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新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佘有进、胡亚基等。
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
由于“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这种西方的概念还没带进中国，这些华南新客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家”意识，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唐人”的概念，内部又因为宗乡观念而分为不同的方言帮，可说是一盘散沙。
1860年后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不闻不问转为开始接触并采取笼络的手段，1877年更在新加坡设立“海门领事馆”，委任新加坡居民胡亚基为领事，统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务。这种转变最大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后的割地赔款造成国库空虚，需要吸取海外华人的资金来填补，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捐官买爵的“鬻官制度”推广到海外。
清廷态度的转变以及“鬻官制度”不但为清廷增加国库的收入，也对新加坡峇峇社会产生影响，并使他们的向心力再度向“唐山”倾斜，1869年章芳琳成为第一个获得官衔的新加坡峇峇侨领。从一张1899年新加坡华社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而向总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捐赠英女皇的大理石雕像，在总督府前举行揭幕典礼的合照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十四位新加坡华人商界领袖在佘连城领导下一律穿着清朝官服，头戴花翎官帽与总督等英国官员合影。
这些以峇峇华人为主的侨领是不是全部都是通过鬻官而得到官衔或者只是为了虚荣而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不过它说明了一点就是华人传统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些峇峇心中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试图在效忠英国“祖家”和向“唐山”倾斜之间寻找平衡点。
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与华人身份认同的重构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面对艰难的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新加坡的华人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不过还有大约15%的马来人及9%的印度人以及少数的其他种族，他们构成新加坡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共同的殖民地统治和相同的移民经历，而不是相同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背景。
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实施国民服役制度、在学校进行念“誓约”的仪式等等，最大的举措就是把独立前四大源流的教育统一在一个以英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之下。
希望下一个五十年，新加坡能成为一个既可“安身”也可“立命”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