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霾下的新加坡
今年目前的峰值192，还没有达到2013或2015年那种极端程度。但今年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它的反复和持续。近期有报道指出，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区域性的高温干燥和火险可能持续更久，烟霾也存在在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初再次影响新加坡的风险。这里所说的“持续到明年”，当然并不是天空从现在开始一路灰到2027年，而是烟霾反复出现的风险窗口可能比往年更长。
为什么街上还是没什么人戴口罩？
烟霾加重之后，新加坡政府各部门也重新启动了相应措施。目前的安排是，如果24小时 PSI 超过200，进入“非常不健康”范围，政府将开始向符合资格的较脆弱群体和有需要者发放 N95 口罩；如果第二天预测 PSI 超过300，进入“危险”范围，教育部将考虑停课。对于户外工作人员，人力部的指引也更加具体。PSI 在101至200时，应减少长时间或高强度户外工作；201至300时应尽量避免；超过300以后，则应把户外工作压缩到最低。随着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卫生部也从10月12日起启动烟霾津贴计划和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儿童、老人和中低收入新加坡公民提供烟霾相关疾病的补贴医疗服务。
但有意思的是，我走在街上发现真正戴口罩的人依然很少，甚至还有人在跑步和其他户外运动。以至于最开始我还想，难不成新加坡人经历多了，已经练出了某种“烟霾抗性”？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新加坡人真的练出了什么“烟霾抗性”。按照卫生部的指引，对健康成年人来说，日常通勤这种短时间暴露通常并不需要佩戴 N95。官方更强调的是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并重点保护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群。换句话说，街上没有人人戴着 N95，并不代表大家完全不在乎，只是这里的公共卫生建议更加讲究暴露时间、活动强度和个人健康状况。
烟霾下的新加坡行人
下一场雨，能把烟霾洗掉吗？
这是我最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我查了一些资料后发现，答案是：可以，但只能暂时缓解。雨滴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可以捕捉空气中的一部分悬浮颗粒物，把它们带到地面。因此，9月21日新加坡降雨以后，多地的 PSI 和一小时 PM2.5 都出现下降。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雨后的空气特别清新，这并不完全是心理作用。但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上游的森林和泥炭地仍在燃烧，风也继续朝新加坡吹，一场雨只是把眼前的空气暂时刷新了一遍。就好比是它按下了刷新键，却没有按下删除键。
至于能不能用“看得清不清楚”和“闻不闻得到焦味”判断污染程度，答案也是否定的。空气湿度本身就会影响能见度。空气里的颗粒吸附水分之后会变大，也会散射更多光，所以有时候下雨或湿度特别高，反而看起来更加灰蒙蒙。气味也一样。森林和泥炭燃烧会产生很多有气味的气体，但这些气体并不完全等同于 PSI 所监测的污染物。因此，有时候你已经闻到焦味，PM2.5 还没有明显上升；有时候空气污染已经很高，鼻子却什么也没有闻到。我们的鼻子不是空气质量监测站，眼睛也不是，所以出门之前，最好还是看一眼官方监测数据。
烟霾下的新加坡
如果烟从印尼来，那是不是“都是印尼的错”？
我觉得不是。或者至少，这样的说法把真正的问题简化了很多。当然，火灾发生在哪里，当地政府和土地经营者首先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非法纵火、违规开垦、企业缺乏监管，都应该被调查和追责。但如果我们的讨论最后只变成一句“为什么印尼每年又烧起来了”，那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因为印尼自己也是烟霾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今年大规模火灾不仅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印尼当地同样出现严重空气污染和大量呼吸道疾病，森林、泥炭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当地居民都在承受代价。而这也让我想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很多今天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时，很容易忘记自己的历史。1952年的伦敦“大烟雾”持续了五天，当月估计造成约4000例额外死亡，大量污染来自家庭燃煤、发电站和工业炉窑。直到这场灾难发生后，英国才进一步推动空气污染治理，并在1956年通过《清洁空气法》。
空气污染下伦敦的工厂
不过这段历史绝不能成为今天继续污染的理由。“英国以前也污染过”，显然不能推导出“所以现在大家随便污染”这样类似的结论。但它提醒了我们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即环境治理需要成本。除此之外，还需要执法能力，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技术，需要替代性的生产方式，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让普通农民有其他谋生手段。换句话说，环境治理从来不是一纸禁令能够完成的。如果最便宜的清地方式依然是一把火，而更加环保的方式需要更多设备、资金和技术。那么，仅仅从道德上要求当地农户和土地经营者“不要用火清地”，未必足以改变他们的选择。
烟霾背后，是另一种不平等
如果一定要从这场烟霾背后再追问一层，我想到的一个关键词是 inequality，不平等。但这里的不平等，并不只是简单地理解为“新加坡富，印尼穷”。它还包括收益和成本的不平等。土地被开发以后，棕榈油、纸浆、矿产和其他商品进入全球供应链，消费者可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地方；投资者、贸易商和企业也可能横跨许多国家。可是当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造成一场大火时，真正呼吸烟霾的人是附近的村民，也是几百公里之外的新加坡居民。
仍处于贫困的居民
收益可以全球化，成本却常常被地方化。
既然烟霾已经是一个年复一年的跨国问题，那么东盟在其中究竟能够做什么？
事实上，东盟并非什么都没有做。东盟早已建立《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并制定了2023至2030年的第二份“无烟霾东盟路线图”，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一个“Transboundary Haze-Free ASEAN”。与此同时，东盟还有专门的《泥炭地管理战略2023-2030》，因为不可持续的火烧清地和泥炭地火灾正是南部东盟跨境烟霾的重要来源。文件有了，但真正困难是落地和执行，是怎样把区域目标变成每一块土地上的现实。我觉得未来真正需要的，不只是烟霾来了以后戴口罩、停户外活动、等一场雨或者盼风向改变。
首先，需要更透明的土地和供应链追踪。今天有卫星、有热点监测、有特许经营地地图，也有越来越成熟的遥感技术。既然烟可以被卫星看到，那么一场火究竟烧在谁的土地上，这块土地背后又是谁在经营、投资、采购和融资，也应该越来越难成为一个谜。
其次，需要真正解决“为什么要烧”的经济动机。如果一个小农户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花一大笔钱购买机械清理土地，另一种是一把火解决，那么只出台一条“禁止焚烧”的法律，很容易变成纸面治理。技术援助、替代性的土地清理方式、农业融资、泥炭地修复和水位管理，可能没有谴责来得痛快，却更接近问题的根部。
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小农户
第三，区域合作应该建立在更明确的责任机制上。新加坡已经有《跨境烟霾污染法》，印尼也有自己的林火和土地管理法律，东盟又有跨境烟霾协定。下一步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规则怎样更好地连接，让企业责任、政府监管、技术援助和资源调配真正形成一个闭环。
东盟最新的无烟霾路线图其实也明确提出，要强化法律和政策框架、资源动员、跨部门合作以及可持续泥炭地管理。
天晴以后，我们还会记得今天吗？
这次烟霾还让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空气真正变差以后，才突然开始关心空气？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很像人的身体。平日里不疼不痒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健康。真的开始疼了，才突然认真研究自己的体检报告，搜索“如何养生”，恨不得当天晚上十一点就睡觉。可很多疾病从来不是疼痛的那一天才开始的，而是日积月累的损伤到某一刻突然爆发了。
环境也是如此。森林并不是今天烧起来，明天才突然变脆弱的；泥炭地也不是某一天突然决定干燥的；极端气候、土地开发、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的代价，更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烟霾只是把这些原本很远的问题，吹到了我们的窗前。平时我们谈 sustainability，谈 climate change，谈区域合作，谈那些听起来离日常生活很远的宏大议题。这些词很大，也很抽象，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空。直到有一天，我们推开门，发现自己看不见远处的楼。眼睛开始发涩。喉咙开始不舒服。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环境不是某个政府部门负责的一门课题，它是我们正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繁荣美丽的新加坡
我不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也不认为它属于某一代人。从国际治理，到东盟这样的区域协调，再到国家政策、企业行为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一条很长的责任链。而我们今天治理环境，也不是为了让某一份报告里的指标变得更漂亮。我们真正希望的，大概只是几十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仍然能够推开窗户，看见蓝天，看见树，看见远方。而不是先打开手机，确认今天适不适合呼吸。
此刻我窗外的天空仍然灰着。也许今晚会下一场雨。雨落下来以后，树叶会重新变亮，远处的楼也会重新出现。等风向改变，新加坡熟悉的蓝天终究会回来。但我更希望的是，当天空重新变蓝以后，我们不要把今天忘得太快。真正的居安思危，不是在灰蒙蒙的时候才开始寻找蓝天，而是在蓝天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怎样让它一直存在。环境问题从来没有真正的国界，也没有真正的局外人。所谓可持续发展，说到底，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愿意为下一代多想一点，不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加富裕，却更加难以呼吸的世界。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他们推开窗户的时候，仍然看得见蓝天、树木和远方。
毕竟，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景美如画的天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南常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