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加坡，像是被谁悄悄调低了饱和度。早晨推开门，原本应该发亮的天空只剩下一层没有边界的灰白。云不见了，蓝色也不见了。远处的楼还在那里，却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轮廓被一点点揉散。视觉之外，身体往往比眼睛更早察觉变化。空气似乎变得愈发粗粝，呼吸时总觉得喉咙里多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时候是淡淡的焦味，有时候什么也闻不到，但眼睛开始发涩，眼角干得发痒。原本已经足够炎热的新加坡天气又叠上这样一层沉闷，使得每次出门，都像同时走进了蒸笼和烟熏房。
灰蒙蒙的新加坡滨海湾
偶尔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雨水砸在屋檐、树叶和马路上，空气一下子凉了下来。远处建筑的身影又重新浮现，树叶似乎也恢复了一点原本的绿色。那几个小时里甚至会觉得，新加坡终于又变回了人们熟悉的样子。
可惜好景不长。往往风向一变，那层灰白又会慢慢回来，阴魂不散。
从9月4日新加坡中部地区的24小时 PSI 首次越过101的“不健康”门槛算起，到10月中旬，这一轮空气污染已经反反复复折腾了五个星期。10月9日，中部地区的24小时PSI 一度达到192，成为今年烟霾季以来的最高读数。截至10月11日傍晚，全岛24小时 PSI 仍在112至155之间，全部处于“不健康”范围。就这样，那个新加坡人并不陌生的词，重新高频出现在新闻、政府公告和我们的聊天里，Haze，烟霾。
那个不断跳动的数字，PSI到底是什么？
最近我每天出门前打开天气软件，除了看会不会下雨，也开始多看一眼 PSI。新加坡使用的是 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也就是污染物标准指数。它并不是某一种污染物的浓度，而是一个综合指标。新加坡国家环境局通过遍布全岛的空气监测设备，持续监测六类主要污染物，包括 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再计算滚动24小时的 PSI。最后的 PSI 取决于其中表现最差的污染物。简单来说，这有点像一场六科考试统考，最后给你的成绩不是平均分，而是考得最惨的那一科。
只不过在这场考试里，分数越高代表空气越糟糕。其中0至50属于“良好”，51至100为“适中”，101至200开始进入“不健康”，201至300是“非常不健康”，超过300则是“危险”。在跨境烟霾期间，PM2.5 往往成为最值得关注的污染物。新加坡目前主要向公众提供两组数据：一组是每小时更新的1小时 PM2.5 浓度，用来判断眼下是否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另一组是24小时 PSI，以及相应的24小时预测，用来判断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和安排之后的活动。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PSI监测网站（我现在出门前都会看一眼）
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在中国经常看到的 AQI。目前中国使用的是 AQI，也就是 Air Quality Index。2026年3月，中国刚刚启用了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HJ 633-2026，替代了此前的2012版标准，并重新调整了 PM2.5、PM10等污染物对应的分指数区间以及实时计算方法。因此，即便两个地方都在监测 PM2.5、PM10 和臭氧等污染物，由于计算规则、时间尺度和分级标准并不完全相同，新加坡的 PSI 和中国的 AQI 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而说到 AQI，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它了。不是从课本里，而是从生活中。这就要把时间拨回到我还在中国生活的那些年了。
我曾经以为，冬天就应该是灰色的
我大概就是在2017年至2019年间，真正记住了“PM2.5”这几个字符。不是因为考试，而是因为它几乎参与了我每一个冬天。那时我还住在寒冷的中国北方，而北方的冬天本来就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树叶掉光，空气干冷，楼房和道路在冬日阳光下带着一点苍白。但有些日子，整座城市会突然像被盖上一层灰色的盖子，总是给我一种萧条和肃杀的感觉。
远处什么都看不清。每天出门前，我妈妈都会提醒我戴口罩。那时候她还专门买了很多防 PM2.5 的口罩囤在家里，仿佛是一种冬季战略储备物资。说实话，我小时候非常讨厌戴。室外本来就戴着闷，要是进了有暖气的室内会更闷。冬天气温低，如果还戴眼镜，一呼气，我的镜片上便迅速蒙起一层白雾，刚从空气污染中艰难获得一点视野，又被自己的呼吸挡住了。
雾霾笼罩下的紫禁城（北京）
有时候一天回来，口罩外面已经灰灰黑黑的。我那时候甚至认真地想过一个颇为恐怖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留在口罩上，那是不是就留在我们的肺里了？我家里的老人又常常让人操心。我奶奶嫌口罩憋得慌，经常不愿意戴。我外婆更有意思，有时家里不让她出去锻炼，她还会偷偷溜出去。大概在老一辈人的世界观里，几十年如一日的晨练计划，可能比 PM2.5 更具有法律效力。
现在回头查当年的数据，我才发现，童年的记忆并没有夸张。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我所在的城市秋冬季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86微克，整个秋冬季出现了30个重污染天。2018年1月，还一度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停课，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部分室外施工停止。
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雾霾几乎像冬天的一部分。冬天来了，天气变冷，暖气开了，然后雾霾来了。等一阵冷空气把它吹散，大家喘口气，过几天可能又再来一次，就这样周而复始。那时候的我对环境问题最大的感受，其实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污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怎样解决。我能做的，好像只有戴上口罩，然后希望明天刮一场大风。
从我来到新加坡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国内新闻天天讨论“雾霾爆表”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告别了空气污染。但这种变化也并非因为风突然变得更勤快了。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煤炭治理、工业排放控制、清洁取暖、柴油货车治理、扬尘治理等措施。以全国数据来看，PM2.5 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下降到了2025年的28微克。空气污染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地区秋冬季仍可能出现污染过程，但它已经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理所当然地占据我记忆里的每一个冬天。环境问题似乎很难解决，但时间拉长后，有效的治理确确实实能够留下痕迹。
我曾经把蓝天当成理所当然
我一直对蓝天白云情有独钟。自从来到新加坡以后，我才发现蓝天也可以成为一种城市记忆。当然这里很热也很潮湿。天气甚至经常任性得像一个不愿意看天气预报的人，前一分钟烈日当头，后一分钟可以直接倒下一盆水。但在大多数时候，这里的天空是干净的。尤其是雨后。云层被推开，蓝色从高楼之间露出来，树叶上还有雨水留下的水珠，亮得甚至有些不真实。坐车经过城市时，你会发现天空和绿色植物占据了非常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我经常忍不住把新加坡的空气和小时候的城市相比。一个人在某个环境里待久了，很容易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我也曾经把新加坡的蓝天当成理所当然。直到今年烟霾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之前拥有的一切那么宝贵，也那么脆弱。
蓝天白云下的新加坡的中央商业区
烟不是在新加坡烧起来的，那它从哪里来？
这一次的烟霾主要来自新加坡的南边和东南方向。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近期的卫星监测显示，影响新加坡的烟霾主要来自苏门答腊南部，以及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当盛行的东南风、偏南风把烟雾向北输送时，这些细小颗粒便跨过海峡，一路来到新加坡。空气不用过海关，PM2.5 也不需要护照。这或许就是跨境环境问题最令人头痛的地方，因为烟霾问题不再是本地问题，而是上升到区域问题。
印度尼西亚的火灾
至于为什么当地会有这么多火？烟霾的成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开垦。在部分农业和种植业地区，燃烧植被是一种成本较低、速度较快的清地方式。而东南亚大量泥炭地一旦排水、干燥并起火，问题会尤其严重。泥炭火并不像普通草地失火那样，水一浇就结束，它可以在地下持续阴燃，甚至在表面看似熄灭后再次复燃。今年的情况又碰上了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区域天气更加炎热干燥。印尼正在经历十余年来最严重的一轮森林火灾，路透社报道称，今年已有约8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所以这一次的烟霾，远不是“森林里着了一把火”这么简单。火苗背后，是气候异常、泥炭地退化、土地利用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企业行为、监管能力和经济利益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
烟霾跨过了国界，资本呢？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我以前听人说过一句很讽刺的话：“其实制造印尼烟霾的一些公司，本身就和新加坡有关。”为此我特地查了一下资料。这句话有一点事实背景，但如果直接说“罪魁祸首就是新加坡公司”明显过于武断。今年10月，绿色和平与印尼泥炭地监督组织 Pantau Gambut 发布的一项分析称，在其追踪的印尼火灾相关特许经营区域中，至少有四处与新加坡商业集团存在企业关联，并检测到烟霾源点。不过需要特别强调，“存在企业关联和火点”不等同于已经证明这些新加坡企业违法纵火，更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定罪。
印度尼西亚的烟霾
这至少提醒我们，跨境污染的“跨境”，可能不仅仅发生在空气里。因为资本、供应链、农产品、金融和企业所有权本身也是跨境的。事实上，新加坡早在2014年就通过了《跨境烟霾污染法》，法律甚至可以追究在新加坡境外实施、但导致或加剧新加坡烟霾污染的企业责任。2015年严重烟霾后，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就曾对与六家印尼企业有关的特许经营地火灾展开调查。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地图，然后指着国界另一边说“烟是从印尼那里来的”，那故事本身其实只讲了一半。
“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霾，也输送氧气”
最近根据印尼媒体《Kompas》的报道，印尼政府通讯机构负责人Syahganda Nainggolan表示，印尼明白马新两国对空气污染的担忧，但希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能够理解。他强调，这次引发烟霾的森林和土地大火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应被视为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为失误。他还表示，“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霾而已，在没有烟霾的时候，我们也输送氧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也源自我们的森林。”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5年，时任印尼副总统 Jusuf Kalla 就曾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享受了印尼森林十一个月的清新空气，却没有表示感谢。十多年过去，类似的论调又重新出现。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
我今天读到这句话，还是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幽默感。不过严格来说，这句话作为政治修辞很有意思，作为科学判断却并不严谨。热带森林当然会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但成熟森林产生的大部分氧气，也会在植物呼吸和有机物分解的过程中重新被消耗。印尼森林真正无法替代的价值，在于储存碳、生物多样性、水循环和区域气候调节，而不是简单地“向新加坡输送氧气”。但这番话背后倒有一点值得思考。森林带来的生态效益不会停在国界线上，同样，森林火灾带来的污染也不会。空气没有国界。但如果利益早已跨过国界，责任也不应该突然停在国界线上。而至少从今年的官方互动来看，区域合作的气氛已经比当年的“隔空吵架”理性了很多。今年6月，新加坡和印尼签署新的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范围明确包括空气质量和跨境污染。10月烟霾加剧后，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也表示，她已经与印尼环境部长 Mohammad Jumhur Hidayat 保持联系，并表示新加坡愿意在有需要时提供灭火协助。我想这至少比互相研究“谁应该谢谢谁的空气”有效率得多。
对新加坡而言，这并不是第一次
我来到新加坡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真正意义上这么长时间地感受到烟霾，这还是第一次。以前新闻也报道过，我也听过我的本地同学和朋友提到过。2023年我也经历过一次烟霾比较短暂的“入侵”，但感觉就像一个没有提前预约的访客，来了几天，很快也就走了。今年的它却明显没有那么客气。从9月初开始，空气质量反复恶化，一场雨或者一次风向变化可以让天空短暂恢复，但过几天，那层熟悉的灰色又会回来。不过，对很多新加坡人而言，这远远不是第一次。
早在1997年，新加坡三小时 PSI 曾高达到226。2013年6月的烟霾更加著名，三小时 PSI 一度冲到401，创下纪录，24小时 PSI 则达到246。2015年的烟霾持续时间更长，9月至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空气都处于“不健康”或更差水平，24小时 PSI 峰值达到322，并曾导致学校停课。我这里顺便说一句，网上有时还能看到“2015年 PSI 达到471”的说法。严格来说其实那里的“471”指的是当时的一小时 PM2.5 浓度，不是24小时 PSI。不同年代还使用过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标，所以历史数字也不能不分口径地单纯放在一起比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