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女佣。（图：iStock）
“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害怕失去工作。”在本地工作的一些外籍女佣和客工因医疗保险不足，医药费超出受保额，即使病了也不敢让雇主知道，生怕雇主会把他们送回国。
40岁的外籍女佣乔娜·穆埃斯塔斯（Jhona Muestas）2019年发现自己左乳房有肿块时，就怕会因此被送回菲律宾，所以一直隐瞒，直到去年5月持续发烧被送进医院，才由医生证实她患有第四期乳癌。
她在接受CNA Today访问时说：“我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在念大学，我需要供养他们。我害怕失去工作。”
幸运的是，她的雇主得知情况后，没有直接把她送回国，而是想办法让她接受治疗，用尽保险索赔金额后，又通过教会朋友和学校社群捐款筹集医药费。
雇主还在她回国接受进一步治疗期间，继续支付她的生活费。
但其他外籍劳工却不一定那么幸运。菲律宾籍女佣比兴·纳瓦托（Bhing Navato）确诊子宫颈癌后，就被雇主取消她的工作准证；38岁的客工法兹利·埃拉希（Fazley Elahi）确诊结肠癌后依靠众筹来筹集上万元的医药费，不过近日因病重不治。
外籍工人。（图：法新社）
过去两年有60名外籍劳工寻求医疗费帮助
非营利组织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简称TWC2）主席傅黛碧（Debbie Fordyce）说，过去两年来，共有60名外籍劳工因医疗费用向他们求助。
客工亦重致力于改善外籍劳工的情况，不过在这件事上却有心无力。
傅黛碧说：“对几乎所有来找我们的工人，我们都得告诉他们，如果雇主不愿意付钱，那就没人愿意付钱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得到他们需要的治疗。”
根据人力部在2023年7月以前的规定，雇用外籍劳工的雇主都必须为工人提供非工作场所相关伤害医疗保险，每年索赔限额至少1万5000元。当局之后将限额调高至6万元，由雇主和保险公司支付，雇主可以选择更好的保险配套，不过保费必须自付。
在前官委议员、社会企业家王丽婷看来，即使限额调高，局限性仍在，因为在本地，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费往往会超过6万元。
女佣招聘公司董事经理大卫·本萨顿（David Bensadon）指出，尽管保费差异很小，但大多数的雇主也不会为女佣选择更高额的保险覆盖率配套。大约一半的雇主会选择最低要求的保险，只有约12%的雇主会选择10万元的保险。
王丽婷认为，外籍劳工能否接受治疗，不应由雇主决定，她希望让更多外籍劳工了解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赔偿。
去年12月，王丽婷同他人共同成立“客工重病援助基金”（CritiCare Fund for Migrant Workers），希望能更好的帮助患病的客工。
她说，外籍劳工为新加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他们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时，我们应该陪在他们身边”。
本萨顿也提议，或许能让外籍劳工以每月10元或20元的方式，为自己购买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