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先生，你在计算今天的午餐费用吗？（今日报）
作者 刘智澎
小贩中心作为新加坡人的“国民饭堂”，无论是一盘杂菜饭还是一杯咖啡，价格上涨必定引起广泛关注。
一顿饭下来，即使只是一份主食加一杯饮料，5新元恐怕是没得找了。一旦涨价5角或1元，小贩就得面对食客无情的投诉和苛责。
在小贩中心售卖鱼片汤的31岁小贩Jason Ng告诉《今日报》，自九年前开业以来，他起价了三次，但总涨幅不超过1新元。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一些食客“骂得狗血淋头”。
“他们质问我，消费税只涨一个百分点，为什么我的食物价格却涨那么多？他们说这是趁火打劫。”
但食客不知道的是，Jason Ng的材料供应商也纷纷起价了，而且涨幅远超过一个百分点。
小贩中心就像新加坡人的“国民饭堂”。（海峡时报）
Jason Ng无奈指出，每次更新摊位租约时，租金也涨了300至400新元。这些额外成本都是他无法全数吸收的，只好将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
“每次要调整食物价格时，我都得为自己辩解，将它合理化。”
起价对不起顾客 不起价对不起自己？
新加坡目前有120家小贩中心，其中107家由国家环境局和市镇理事会管理，13家由社会企业经营，摊位总数约6000个。
环境局答复《今日报》询问时说，获得政府津贴的小贩摊位中，约三成的每月租金仅介于192至384新元。
后来加入小贩行列的，都必须通过竞标才能拿下摊位，因此租金肯定比第一代小贩高出许多。
例如，位于中央商业区的厦门街小贩中心，一个摊位的月租就可高达3000新元。
再加上水电杂费、餐桌清洁费、原料和人力成本，每月开支少说也要过万！
据全国商联总会副会长（小贩部主席）刘福记观察，今年的熟食价格涨幅介于6％至10％，部分原因是聘请员工的成本上涨，小贩也得加薪留住员工，薪金增幅至少有一到两成。
在厦门街小贩中心经营烧腊摊的Desmond Yeo（56岁）透露，肉价飙涨使他每月的运营成本从五年前的1万8000新元，涨至目前的2万2000新元。 他直言，如今要回本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冠病疫情结束后有更多员工转为居家办公，午餐时间的人流已明显减少。
“要保持盈利，就不得不起价，但我也不敢起太多，免得流失顾客。”
自2019年开业以来，Desmond Yeo只在2022年涨过一次价，而且只涨了5角钱。
在厦门街小贩中心经营烧腊摊的Desmond Yeo担心，食物起价太多可能会流失顾客。（今日报）
新加坡统计局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小贩中心的食物价格去年激增了6.1％，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涨价的主因包括小贩运营成本增加、俄乌战争和冠病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导致食品原料价格上涨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调整价格成为小贩维持生计和经营的必要手段。
试想想，如果不涨价，小贩哪来的赚头？若小贩保持原价却选择减料，米饭少给一点，肉切小块一点，食客接受得了吗？
少了便宜小贩美食 新加坡特色将减弱？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这个月通过国会书面答复议员有关熟食涨价的提问时说：
“虽然环境局不会直接控制熟食价格，但当局会在小贩中心提供有利的经营环境，让小贩能在合理定价和维持生计之间取得平衡。”
小贩不易做，要留住员工就得加薪。（联合早报）
无可否认，新加坡确实有一些三不五时就坐地起价的小贩，我们也不必多费唇舌谴责他们，市场自然会将他们淘汰。
但我们也别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新加坡还是有一些“佛心”小贩，数十年不涨价，杂菜饭一肉一菜只卖2新元，咖啡一杯才6角钱。
他们多数是第一代小贩，生意已上轨道，摊位所在的组屋区居民收入也较低，因此食物价格不宜定得太高。
新加坡作家兼厨师Lim Tse Wei认为：
“小贩美食向来都很便宜，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期望。它就像一个社会安全网，让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新加坡人都能享用美食。”
在科技公司任职的Lynette Teo（31岁）就经常去小贩中心解决每日三餐。
她坦言，如果只是涨个一两元，她不介意让小贩多赚一点辛苦钱；但如果食物价格达到双位数，她可能会考虑去餐馆用餐，或在家点外卖。
“便宜的小贩美食正是新加坡的特色之一。少了便宜美食，我们基本上跟其他发达国家没什么不同，样样都从中高价位起跳。”
来，红蚂蚁请你喝咖啡，点最便宜的那杯。（联合早报）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食物涨价无疑加重了生活负担，但换位思考一下，小贩们或许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 大家在心疼自己的荷包时，不妨试着理解小贩们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