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先生，你在計算今天的午餐費用嗎？（今日報）
作者 劉智澎
小販中心作為新加坡人的「國民飯堂」，無論是一盤雜菜飯還是一杯咖啡，價格上漲必定引起廣泛關注。
一頓飯下來，即使只是一份主食加一杯飲料，5新元恐怕是沒得找了。一旦漲價5角或1元，小販就得面對食客無情的投訴和苛責。
在小販中心售賣魚片湯的31歲小販Jason Ng告訴《今日報》，自九年前開業以來，他起價了三次，但總漲幅不超過1新元。
儘管如此，他還是被一些食客「罵得狗血淋頭」。
「他們質問我，消費稅只漲一個百分點，為什麼我的食物價格卻漲那麼多？他們說這是趁火打劫。」
但食客不知道的是，Jason Ng的材料供應商也紛紛起價了，而且漲幅遠超過一個百分點。
小販中心就像新加坡人的「國民飯堂」。（海峽時報）
Jason Ng無奈指出，每次更新攤位租約時，租金也漲了300至400新元。這些額外成本都是他無法全數吸收的，只好將一部分轉嫁給消費者。
「每次要調整食物價格時，我都得為自己辯解，將它合理化。」
起價對不起顧客 不起價對不起自己？
新加坡目前有120家小販中心，其中107家由國家環境局和市鎮理事會管理，13家由社會企業經營，攤位總數約6000個。
環境局答覆《今日報》詢問時說，獲得政府津貼的小販攤位中，約三成的每月租金僅介於192至384新元。
後來加入小販行列的，都必須通過競標才能拿下攤位，因此租金肯定比第一代小販高出許多。
例如，位於中央商業區的廈門街小販中心，一個攤位的月租就可高達3000新元。
再加上水電雜費、餐桌清潔費、原料和人力成本，每月開支少說也要過萬！
據全國商聯總會副會長（小販部主席）劉福記觀察，今年的熟食價格漲幅介於6％至10％，部分原因是聘請員工的成本上漲，小販也得加薪留住員工，薪金增幅至少有一到兩成。
在廈門街小販中心經營燒臘攤的Desmond Yeo（56歲）透露，肉價飆漲使他每月的運營成本從五年前的1萬8000新元，漲至目前的2萬2000新元。 他直言，如今要回本也沒那麼容易，因為冠病疫情結束後有更多員工轉為居家辦公，午餐時間的人流已明顯減少。
「要保持盈利，就不得不起價，但我也不敢起太多，免得流失顧客。」
自2019年開業以來，Desmond Yeo只在2022年漲過一次價，而且只漲了5角錢。
在廈門街小販中心經營燒臘攤的Desmond Yeo擔心，食物起價太多可能會流失顧客。（今日報）
新加坡統計局今年5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小販中心的食物價格去年激增了6.1％，是2008年以來的最高漲幅。
漲價的主因包括小販運營成本增加、俄烏戰爭和冠病疫情引發的供應鏈中斷導致食品原料價格上漲等。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調整價格成為小販維持生計和經營的必要手段。
試想想，如果不漲價，小販哪來的賺頭？若小販保持原價卻選擇減料，米飯少給一點，肉切小塊一點，食客接受得了嗎？
少了便宜小販美食 新加坡特色將減弱？
永續發展與環境部長傅海燕這個月通過國會書面答覆議員有關熟食漲價的提問時說：
「雖然環境局不會直接控制熟食價格，但當局會在小販中心提供有利的經營環境，讓小販能在合理定價和維持生計之間取得平衡。」
小販不易做，要留住員工就得加薪。（聯合早報）
無可否認，新加坡確實有一些三不五時就坐地起價的小販，我們也不必多費唇舌譴責他們，市場自然會將他們淘汰。
但我們也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新加坡還是有一些「佛心」小販，數十年不漲價，雜菜飯一肉一菜只賣2新元，咖啡一杯才6角錢。
他們多數是第一代小販，生意已上軌道，攤位所在的組屋區居民收入也較低，因此食物價格不宜定得太高。
新加坡作家兼廚師Lim Tse Wei認為：
「小販美食向來都很便宜，這是一種世代相傳的期望。它就像一個社會安全網，讓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新加坡人都能享用美食。」
在科技公司任職的Lynette Teo（31歲）就經常去小販中心解決每日三餐。
她坦言，如果只是漲個一兩元，她不介意讓小販多賺一點辛苦錢；但如果食物價格達到雙位數，她可能會考慮去餐館用餐，或在家點外賣。
「便宜的小販美食正是新加坡的特色之一。少了便宜美食，我們基本上跟其他已開發國家沒什麼不同，樣樣都從中高價位起跳。」
來，紅螞蟻請你喝咖啡，點最便宜的那杯。（聯合早報）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食物漲價無疑加重了生活負擔，但換位思考一下，小販們或許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畢竟他們也需要養家餬口。 大家在心疼自己的荷包時，不妨試著理解小販們的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