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需要多少钱，才能在新加坡过上舒适的好日子？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以下估值：育有两个七岁至18岁孩子的双亲家庭，每月需要6426元；而育有两个二岁至六岁孩子的单亲家庭，则是3218元。
上述的估值是基于一种称为最低收入标准法的研究方法。公众通过小组讨论，在考虑到社会规范和期望的情况下，讨论并商定家庭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基本需求应该超越家庭对基本生存的需要，也涵盖能够“产生归属感、尊重、安全感和独立感”的物品。
教授简介
何伟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副教授
对于这项研究报告，财政部指出，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参与者的背景，以及小组讨论时互动方式的影响。
财政部还强调，除此之外，该研究也应考虑更廉宜的开销选项，例如由政府开办的学生托管中心和自助团体开办的增益课程。
作者认为虽然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促使我们不得不提高社会转移，但是我们不能摒弃新加坡人以个人努力和责任感著称的精神。（档案照）
财政部在声明中，确定政府会持续通过“增强有需要人士的自我韧性，巩固家庭支持，并和社区合作以提供更多援助”，来为他们提供支援。
这项研究和财政部的回应，都让人们关注要在新加坡过上好日子的要素：社会包容的重要性、拥有可负担的生活选项，以及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社会包容的重要性
要确定个人或家庭的基本需求，其中一种方法是让专家根据营养、保健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提供意见。虽然这可以为贫困或基本的生存确立一个绝对基准，但是这个方法不会纳入一些看似非必要，却有助于保持社会包容的开销。
在新加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强劲经济和收入增长后，绝对贫困如今已不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然而，经济增长并未均等地惠及所有群体。
不平等是新加坡经济成功和国际枢纽地位的副产物。不平等至少在两个关键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对社会流动性和对社会包容的影响。因此，相对贫困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市场经济提供的许多商品和服务，主要是迎合大多数人的负担能力，例如在邻里商场和住宅区处处可见的休闲餐厅，以及在高档区域常见的时髦咖啡馆。
当孩子觉得在放学后，无法跟朋友一起在购物中心吃午饭，或者当孩子的同学讨论海外度假体验，而孩子却被排除在谈话之外时，社会孤立感就可能油然而生。
某些社会规范默认了人们为葬礼或婚礼表心意的金额，这也影响了个人的社会尊严。
课外活动补课是社会规范和社会流动性的表现。尽管公共教育质量很高，但许多家长觉得有责任让孩子参加私人补习班和增益课程。他们认为这是孩子跟上进度或保持领先的至关重要因素。
家庭预算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尽管可能是主观的，但它尝试将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纳入考量，而这两个因素又在形成社会包容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可负担的生活选项和公共空间
如果社会包容是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保持包容性就必须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虽然提高收入和提供社会转移都对解决生活成本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管道，加强国人的可负担能力和社会的包容性。
例如，政府出售土地会影响房地产和租赁价格。足以满足住宅和商业需求的稳定土地供应，可以避免导致价格上涨的供应紧缩；必要时，当局还可能采取措施遏制房地产投机。同样重要的是影响需求的上游措施，如遏制医疗通胀的医疗保险改革。
通过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公共部门在为成本回收定价时，可以避免将高额成本转嫁给公众。
创新也可能有助于降低成本。公共机构和服务供应商可以通过系统设计和流程的改进节约成本，让最终用户从中受益。
财政部提出更廉宜替代品的观点值得重视。无论是由公共部门、私人领域还是民营机构提供的食品、交通、住房、医疗和教育，可负担的选项都可以为较不富裕的群体降低生活成本。
以食物为例，超市提供自家品牌与优质品牌，满足各种预算和需求。新加坡独特的小贩文化，让我们的熟食价格在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也让社会各阶层人士之间建立了共同的饮食文化身份。
平价小贩食品本身就是政策选择的结果。2011年，政府宣布将在中断26年后建设新的小贩中心。我们设立了社会企业小贩中心，并且禁止之前导致摊位租金推高的摊位转租。
小贩文化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代小贩。为此，当局启动了一项“小贩创业”工作学习计划，为新加坡人的小贩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在其他领域，政策决策同样可以决定物品价格的可负担性。如果脚踏车变得更安全、更方便，它就可以成为可行的替代交通方式。对于经济能力较差的人来说，较小的组屋单位和简洁的公共设施，可能是受欢迎的选择。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者在为公众提供免费公共空间方面做得很好，包括游乐场、公园和海滩。在这些地方，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可以相互交流，家庭可以聚餐，人们可以锻炼身体或享受户外活动，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公共博物馆对本地人免费开放，而体育设施仅仅收取象征性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对社会包容和融合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有逐渐扩大的可能性，从而使新加坡成为具有包容性的家园，而不仅仅是让富人感到兴奋的城市。
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虽然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促使我们不得不提高社会转移，但是我们不能摒弃新加坡人以个人努力和责任感著称的精神。
建国一代有着令人钦佩的勤奋和毅力；今天的年轻人虽然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最好也能培养和先驱者一样的干劲和韧性。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就应该很自然地反思自己能做些什么，来缩小收入和基本需求之间的差距。在今日的社会里，这必须超越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管理个人财务、谨慎投资、提升技能和在工作场所创新，都可能发挥作用。
在许多工业化社会，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基本上已从家庭和社区转移到国家。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仍然保留“gotong royong”的精神（“gotong royong”源于马来语，指的是社区中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精神）。
社区往往比国家更能快速响应邻里的需求；当人们超越种族、宗教、教育和收入水平的界限，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时，社会凝聚力就得以加强，集体韧性也得以提高。
新加坡拥有一套鼓励建立对自我、家庭和社会负责的公共政策。这些措施包括为个人或家庭成员填补公积金储蓄时享有的税务减免，为慈善和社会事业捐款而享有的等额税务减免，以及国家对社会服务机构和志愿组织的支持。
新加坡采纳的“多方援手”（many helping hands）政策理念，虽然造成了一些社会服务缺口或重叠的情况，但有时公共部门必须学会放手，让民营机构站出来为社区服务。
为了维持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社会包容。公共政策应提高可负担能力和包容性。而我们也应该不忘培养和加强自我责任感。
凭借着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强大的社会支持，新加坡有望成为一个让所有公民都有归属感的家园——一个不仅满足他们个人需求，而且也既赋予又挑战他们为自己、家人和更广泛的社区全力以赴的家园。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21年11月8日，星期一
作者：何伟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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