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庭需要多少錢，才能在新加坡過上舒適的好日子？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和南洋理工大學的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研究，得出了以下估值：育有兩個七歲至18歲孩子的雙親家庭，每月需要6426元；而育有兩個二歲至六歲孩子的單親家庭，則是3218元。
上述的估值是基於一種稱為最低收入標準法的研究方法。公眾通過小組討論，在考慮到社會規範和期望的情況下，討論並商定家庭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商品和服務。
根據研究人員的說法，基本需求應該超越家庭對基本生存的需要，也涵蓋能夠「產生歸屬感、尊重、安全感和獨立感」的物品。
教授簡介
何偉倫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實踐副教授
對於這項研究報告，財政部指出，研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參與者的背景，以及小組討論時互動方式的影響。
財政部還強調，除此之外，該研究也應考慮更廉宜的開銷選項，例如由政府開辦的學生託管中心和自助團體開辦的增益課程。
作者認為雖然各種社會經濟因素促使我們不得不提高社會轉移，但是我們不能摒棄新加坡人以個人努力和責任感著稱的精神。（檔案照）
財政部在聲明中，確定政府會持續通過「增強有需要人士的自我韌性，鞏固家庭支持，並和社區合作以提供更多援助」，來為他們提供支援。
這項研究和財政部的回應，都讓人們關注要在新加坡過上好日子的要素：社會包容的重要性、擁有可負擔的生活選項，以及個人、家庭和社區的責任。
社會包容的重要性
要確定個人或家庭的基本需求，其中一種方法是讓專家根據營養、保健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提供意見。雖然這可以為貧困或基本的生存確立一個絕對基準，但是這個方法不會納入一些看似非必要，卻有助於保持社會包容的開銷。
在新加坡，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強勁經濟和收入增長後，絕對貧困如今已不再是令人擔憂的問題。然而，經濟增長並未均等地惠及所有群體。
不平等是新加坡經濟成功和國際樞紐地位的副產物。不平等至少在兩個關鍵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它對社會流動性和對社會包容的影響。因此，相對貧困是我們必須關注的。
市場經濟提供的許多商品和服務，主要是迎合大多數人的負擔能力，例如在鄰里商場和住宅區處處可見的休閒餐廳，以及在高檔區域常見的時髦咖啡館。
當孩子覺得在放學後，無法跟朋友一起在購物中心吃午飯，或者當孩子的同學討論海外度假體驗，而孩子卻被排除在談話之外時，社會孤立感就可能油然而生。
某些社會規範默認了人們為葬禮或婚禮表心意的金額，這也影響了個人的社會尊嚴。
課外活動補課是社會規範和社會流動性的表現。儘管公共教育質量很高，但許多家長覺得有責任讓孩子參加私人補習班和增益課程。他們認為這是孩子跟上進度或保持領先的至關重要因素。
家庭預算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儘管可能是主觀的，但它嘗試將社會規範和社會期望納入考量，而這兩個因素又在形成社會包容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
可負擔的生活選項和公共空間
如果社會包容是將社會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保持包容性就必須是國家的重要政策。雖然提高收入和提供社會轉移都對解決生活成本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但政府還是可以通過其他管道，加強國人的可負擔能力和社會的包容性。
例如，政府出售土地會影響房地產和租賃價格。足以滿足住宅和商業需求的穩定土地供應，可以避免導致價格上漲的供應緊縮；必要時，當局還可能採取措施遏制房地產投機。同樣重要的是影響需求的上游措施，如遏制醫療通脹的醫療保險改革。
通過管理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公共部門在為成本回收定價時，可以避免將高額成本轉嫁給公眾。
創新也可能有助於降低成本。公共機構和服務供應商可以通過系統設計和流程的改進節約成本，讓最終用戶從中受益。
財政部提出更廉宜替代品的觀點值得重視。無論是由公共部門、私人領域還是民營機構提供的食品、交通、住房、醫療和教育，可負擔的選項都可以為較不富裕的群體降低生活成本。
以食物為例，超市提供自家品牌與優質品牌，滿足各種預算和需求。新加坡獨特的小販文化，讓我們的熟食價格在和其他富裕國家相比時，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也讓社會各階層人士之間建立了共同的飲食文化身份。
平價小販食品本身就是政策選擇的結果。2011年，政府宣布將在中斷26年後建設新的小販中心。我們設立了社會企業小販中心，並且禁止之前導致攤位租金推高的攤位轉租。
小販文化的可持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下一代小販。為此，當局啟動了一項「小販創業」工作學習計劃，為新加坡人的小販職業生涯做好準備。
在其他領域，政策決策同樣可以決定物品價格的可負擔性。如果腳踏車變得更安全、更方便，它就可以成為可行的替代交通方式。對於經濟能力較差的人來說，較小的組屋單位和簡潔的公共設施，可能是受歡迎的選擇。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者在為公眾提供免費公共空間方面做得很好，包括遊樂場、公園和海灘。在這些地方，來自不同背景的孩子可以相互交流，家庭可以聚餐，人們可以鍛鍊身體或享受戶外活動，而這一切都是免費的。
公共博物館對本地人免費開放，而體育設施僅僅收取象徵性的費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對社會包容和融合至關重要的公共空間，有逐漸擴大的可能性，從而使新加坡成為具有包容性的家園，而不僅僅是讓富人感到興奮的城市。
對個人、家庭和社區的責任
雖然各種社會經濟因素促使我們不得不提高社會轉移，但是我們不能摒棄新加坡人以個人努力和責任感著稱的精神。
建國一代有著令人欽佩的勤奮和毅力；今天的年輕人雖然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最好也能培養和先驅者一樣的幹勁和韌性。
如果一個人的收入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就應該很自然地反思自己能做些什麼，來縮小收入和基本需求之間的差距。在今日的社會裡，這必須超越投入更多的工作時間——管理個人財務、謹慎投資、提升技能和在工作場所創新，都可能發揮作用。
在許多工業化社會，提供社會服務的責任，基本上已從家庭和社區轉移到國家。
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應該仍然保留「gotong royong」的精神（「gotong royong」源於馬來語，指的是社區中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精神）。
社區往往比國家更能快速響應鄰里的需求；當人們超越種族、宗教、教育和收入水平的界限，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時，社會凝聚力就得以加強，集體韌性也得以提高。
新加坡擁有一套鼓勵建立對自我、家庭和社會負責的公共政策。這些措施包括為個人或家庭成員填補公積金儲蓄時享有的稅務減免，為慈善和社會事業捐款而享有的等額稅務減免，以及國家對社會服務機構和志願組織的支持。
新加坡採納的「多方援手」（many helping hands）政策理念，雖然造成了一些社會服務缺口或重疊的情況，但有時公共部門必須學會放手，讓民營機構站出來為社區服務。
為了維持新加坡的社會凝聚力，我們必須優先考慮社會包容。公共政策應提高可負擔能力和包容性。而我們也應該不忘培養和加強自我責任感。
憑藉著強烈的個人責任感和強大的社會支持，新加坡有望成為一個讓所有公民都有歸屬感的家園——一個不僅滿足他們個人需求，而且也既賦予又挑戰他們為自己、家人和更廣泛的社區全力以赴的家園。
文章來源：聯合早報，2021年11月8日，星期一
作者：何偉倫，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實踐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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