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是一项艰巨而美好的任务，它需要父母共同分担和协作。然而，在许多社会和文化中，育儿的责任和压力往往主要落在母亲身上，而父亲则被期待或被迫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不仅对母亲和孩子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也剥夺了父亲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和享受家庭乐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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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现状，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旨在鼓励和支持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例如，挪威、瑞典、冰岛等北欧国家实行了“父亲专属假期”（daddy quota），即在产假中划出一定比例的时间专门给父亲休假，如果父亲不休假，则这部分时间将作废，不能转给母亲或其他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促进父母之间的平等分工，增加父亲对育儿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最近，新加坡也提出了一项旨在增加父亲假期的法案，引发了国会议员和公众的热议。该法案建议将政府支付的父亲假期从两周增加到四周，由雇主自愿提供。该法案还将无薪婴儿护理假从目前的每位父母每12个月6天增加到每位父母每12个月12天。
增加父亲假期将使父亲能够更多地参与照顾他们的孩子，要真正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所有家庭都能茁壮成长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集体、全社会的努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从个人和家庭到雇主和社区。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并携手实现我们对一个为家庭而生的新加坡的愿景。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国务部长孙雪玲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2月的财政预算案演讲中首次宣布了改善育儿假的建议，他当时表示，政府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强制增加陪产假，自愿引入是为了给雇主更多时间进行调整，政府目前向雇主报销雇员休两周陪产假的最多5000新元。
需要转变工作场所文化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这项法案表示满意或支持，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这项法案还不够进步或强制性，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指出，即使工作场所已经提供了父亲假期，但利用率仍然很低，原因是工作场所文化和社会观念仍然存在对休产假父母的偏见和歧视。他们呼吁政府采取更积极和坚定的措施，改变这种不利于年轻家庭和有生育意愿的父母的环境。
政府有责任积极确保雇主，不会因为父亲参加育儿假权利计划而惩罚父亲，并看看这对我们促进年轻家庭和有抱负的父母的更好支持的努力产生了什么影响。
巴西立榜鹅集选区的Yeo Wan Ling女士说，现实情况是，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请假有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许多人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从工作中抽出更多时间可能会对老板和同事对他们的印象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是歧视的受害者，他们可能会担心他们在工作中的工作进展，甚至找到其他工作。”
“办公室有多少次祝贺同事的孩子出生，但同时抱怨他们在休假时承担同事的工作需要提高多少生产力？”她问道，并补充说工作场所文化和安排需要赶上拟议的立法。
6天的育儿假“根本不够”
一些国会议员还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建议和诉求，例如进一步增加带薪托儿假、给予单身未婚父母更多的支持、为残疾儿童的父母提供更多的补贴和便利等。
对于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父母来说，这“根本不够”，贾法尔女士说。他们必须“根据家庭特定因素（如收入、孩子的数量和年龄、祖父母、亲戚、邻居、家庭佣工的可用性以及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场所动态）编织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她指出，一些政府部委已经为有12岁以下子女的父母提供最多10天的育儿假，而全国工会大会则为每个孩子提供最多15天的育儿假。然而，政府在立法进一步加强育儿假方面进展缓慢。
Nee Soon 集选区的Louis Ng先生也表示同意，他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引入更多的育儿假。“我希望这是这项法案的一部分，公务员已经有育儿病假，其他新加坡家庭也应该有。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为家庭而生的新加坡，政府会考虑为所有新加坡人提供每个孩子的托儿病假吗？”
他们认为，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更加包容和关爱的社会，让每一个家庭和孩子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这项法案无疑是积极的一步，表明新加坡政府对促进家庭福祉和生育率的重视和努力，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多的工作和合作。通过这次的辩论和讨论，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共同为建设一个更适合家庭生活的新加坡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