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是一項艱巨而美好的任務，它需要父母共同分擔和協作。然而，在許多社會和文化中，育兒的責任和壓力往往主要落在母親身上，而父親則被期待或被迫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不僅對母親和孩子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也剝奪了父親與孩子建立親密關係和享受家庭樂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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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現狀，一些國家和地區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旨在鼓勵和支持父親更多地參與育兒。例如，挪威、瑞典、冰島等北歐國家實行了「父親專屬假期」（daddy quota），即在產假中劃出一定比例的時間專門給父親休假，如果父親不休假，則這部分時間將作廢，不能轉給母親或其他人。這樣做的目的是打破傳統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促進父母之間的平等分工，增加父親對育兒的責任感和參與度。
最近，新加坡也提出了一項旨在增加父親假期的法案，引發了國會議員和公眾的熱議。該法案建議將政府支付的父親假期從兩周增加到四周，由僱主自願提供。該法案還將無薪嬰兒護理假從目前的每位父母每12個月6天增加到每位父母每12個月12天。
增加父親假期將使父親能夠更多地參與照顧他們的孩子，要真正使新加坡成為一個所有家庭都能茁壯成長的地方，我們需要一個集體、全社會的努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從個人和家庭到僱主和社區。讓我們共同努力實現這一共同目標，並攜手實現我們對一個為家庭而生的新加坡的願景。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國務部長孫雪玲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2月的財政預算案演講中首次宣布了改善育兒假的建議，他當時表示，政府計劃在適當的時候強制增加陪產假，自願引入是為了給僱主更多時間進行調整，政府目前向僱主報銷雇員休兩周陪產假的最多5000新元。
需要轉變工作場所文化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這項法案表示滿意或支持，一些國會議員認為，這項法案還不夠進步或強制性，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問題。他們指出，即使工作場所已經提供了父親假期，但利用率仍然很低，原因是工作場所文化和社會觀念仍然存在對休產假父母的偏見和歧視。他們呼籲政府採取更積極和堅定的措施，改變這種不利於年輕家庭和有生育意願的父母的環境。
政府有責任積極確保僱主，不會因為父親參加育兒假權利計劃而懲罰父親，並看看這對我們促進年輕家庭和有抱負的父母的更好支持的努力產生了什麼影響。
巴西立榜鵝集選區的Yeo Wan Ling女士說，現實情況是，對於許多工人來說，請假有時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許多人面臨著這樣的困境，從工作中抽出更多時間可能會對老闆和同事對他們的印象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他們發現自己是歧視的受害者，他們可能會擔心他們在工作中的工作進展，甚至找到其他工作。」
「辦公室有多少次祝賀同事的孩子出生，但同時抱怨他們在休假時承擔同事的工作需要提高多少生產力？」她問道，並補充說工作場所文化和安排需要趕上擬議的立法。
6天的育兒假「根本不夠」
一些國會議員還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建議和訴求，例如進一步增加帶薪託兒假、給予單身未婚父母更多的支持、為殘疾兒童的父母提供更多的補貼和便利等。
對於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父母來說，這「根本不夠」，賈法爾女士說。他們必須「根據家庭特定因素（如收入、孩子的數量和年齡、祖父母、親戚、鄰居、家庭傭工的可用性以及他們的工作性質和工作場所動態）編織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她指出，一些政府部委已經為有12歲以下子女的父母提供最多10天的育兒假，而全國工會大會則為每個孩子提供最多15天的育兒假。然而，政府在立法進一步加強育兒假方面進展緩慢。
Nee Soon 集選區的Louis Ng先生也表示同意，他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引入更多的育兒假。「我希望這是這項法案的一部分，公務員已經有育兒病假，其他新加坡家庭也應該有。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為家庭而生的新加坡，政府會考慮為所有新加坡人提供每個孩子的託兒病假嗎？」
他們認為，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新加坡成為一個更加包容和關愛的社會，讓每一個家庭和孩子都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幫助。
這項法案無疑是積極的一步，表明新加坡政府對促進家庭福祉和生育率的重視和努力，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更多的工作和合作。通過這次的辯論和討論，能夠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參與，讓我們共同為建設一個更適合家庭生活的新加坡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