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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工作制，即每天早9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996’工作制的周工作时间为最低12x6=72个小时。”（摘自996.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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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996”一词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但此前大家心照不宣，鲜少言明。最近因为“996.ICU”项目在github的出现而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由程序员蔓延到各大互联网公司，再到各行业劳动者。
然而，被摆上台面公开讨论的“996”非但没有解决被压榨劳动者的切身问题，反而成为商业巨头的发声契机。
马云感慨：“996是修来的福报。”
刘强东直言：“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并表示要淘汰3类人：“不能拼搏的人”“不能干的人”“性价比低的人”。甚至提倡“8116+8”。
周鸿祎“人道”一点，强调“要让员工自愿996”。
为了生存，变态的隐形加班文化使得大多数人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后以钱换命，即所谓“工作996，生病ICU”。连续22个月无休不幸猝死他乡的华为工程师，疑似子宫大出血身亡的阿里孕妇，还有不为你我所闻的一个又一个过劳螺丝钉，都是996的受害者。
加班文化在新加坡也是根深蒂固，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物价水平高，再加上社会福利低，多数新加坡人民也是被生活裹挟著向前疾奔。
2016年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新加坡千禧一代（20-34岁）的工作时长以每周48小时与中国和墨西哥并列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的52小时。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公布的2018第三季度劳动报告，新加坡以人均每周工作时间44.9小时荣登工作时间最长国家之首，虽然这一数字在2018第四季度的报告中降为44.7小时，但不少人表示自己的加班时间并没有被真实表现在统计数据里。（纸上的都是骗人的……）
科技的发展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很多人下班之后不得不回复老板的E-mail和WhatsApp信息；保险行业从业者声称外出见客户的时间不会计入工作时长；中学老师也表示学生考试期间，老师加班是常态；而律师行业特别是年轻律师的高消耗更是被业界耳闻目睹。
超长的工作时间促成了新加坡人全球最低的睡眠时间——7小时24分，68.1%的适婚年龄（25-29岁）女性单身率、80.7%的适婚年龄男性单身率，以及全球倒数第三的人均“啪啪啪”次数——每年79次（工作使人枯萎【冷漠微笑脸】），当然也就促成了近年来持续下降的生育率。
在新加坡，人们之所以如此“痴迷工作，无心生产”，除了生活工作环境所迫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加班利益得到保障后的自愿选择。
新加坡《雇佣法令》规定每周正常工作时长不得超过44小时
对于超出44小时的加班补贴更是规定得非常详细
对于月薪劳力工人，加班费用为：
对于每月底薪低于S$2,600的非劳力工人，加班费用为：
对于每月底薪为S$2600及以上的非劳力工人，加班费用为：
而且雇主必须于最后发放工资日之后的14天内支付加班费用，不得拖欠。
尽管有如此明文规定，人力部每年也会接到200份左右的超时工作投诉，并不是所有加班的人都能按照法律得到报酬。
虽然目前新加坡的工作市场尚不能让人真正做到work-life-balance，但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统计结果，过去四年间，整体工作时长还是在持续减少的。
2014年第4季度-2018年第四季度 新加坡人均周工作时长
新加坡相对完善的法律和较为严格的执行力，使得新加坡的上班族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加班与否的自由。但中国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却因为经济寒冬的到来不敢轻易离职，激烈的竞争环境也使人不敢稍加松懈，工作模式从996走向9116，大家拼一个谁能在办公室耗更久，管它效率高低，管它乏味与否。
老板想让员工拚命时总会将“自愿加班”与“梦想”“奋斗”“成长”等美好词汇挂钩，然而事实却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乏力劳动中，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学习，并得到有效自我提升，也就只能被牢牢绑定在固定工作岗位上，在“996”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我们为什么提倡work-life-balance，因为只有在每天停止工作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才能真正地做自己，而不是沦落为电影《大都会》中麻木疲惫的工作机器。
《大都会》剧照
这几个小时，我们学习也好，玩乐也好，躺平做一条咸鱼也好，最起码，能活得像个人一样。
[文：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