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人民多生几个宝宝，是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头疼的问题。（海峡时报）
作者 许耀泉
最近，来自中国云南的一则消息因为“身高165公分”，冲上了微博热搜。
这原来是云南省人类精子库倡议大学生捐精的消息，但吸引网民眼球的，却是该精子库对捐精者的身高要求只有165公分，让许多网民哀叹“报名条件太低了”。
我们自然也不以身高取人，但相信众多网民还是因为165公分这个数字，忽略了倡议里的一句话：
“国家医保局表示，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
自从中国官方在1月17日宣布人口下滑85万人，也就是60多年来人口第一次下滑之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在2023年第1期《人口与健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制约中国家庭生育的主要因素，归根结底是生育、养育子女的成本太高。
杨文庄还表示，要鼓励地方政府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以有效降低家庭负担，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卫健委司长杨文庄认为，中国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是直接造成生育率低迷的因素。（法新社）
生育率低迷是许多发达国家长期面对的棘手问题，亚洲尤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1月23日发表施政报告时以更强烈的措辞指出：日本已经到了“能否作为一个社会继续运作的边缘”。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日本2022年的新生儿数量将跌到少于80万人的历史新低，人口结构方面，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29%，14岁以下的青少年只占11.6%。
因此，岸田直言，生育和育儿政策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并宣布了两项应对举措，即在今年4月设立新的“儿童家庭厅”，以及在6月前向日本国会提交计划，将育儿相关的预算增加一倍。
岸田文雄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了旨在提高日本生育率的两项举措。（法新社）
日本新生儿数量虽然预计创下历史新低，但《日经亚洲评论》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指出，日本过去十年的生育率都维持在1.4左右，虽然还是低于2.1的标准人口替代率，却还是比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亚洲地区来得高。
问题的关键是，日本的生育率早在1970年代就跌破2.1，比其他发达国家来得早。
因此，50年后的今天，即使生育率维持不变，日本的新生儿数量还是会逐年下降，因为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也在逐年减少。
评论也指出： 日本虽然比其他国家更早达到这个拐点，但其他国家若不能及时扭转低生育率的趋势，也可能步上日本的后尘。
至于新加坡，我国生育率在1977年第一次跌破2.1的自然替代率，达到1.82，随后整体呈下降趋势，在2021年达到1.12。
面对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各国政府的解决方法似乎都离不开银弹策略，以各项补贴帮助父母应付养儿育女的成本。
但有句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砸钱就能让大家多生孩子，各国政府都不必为此而头疼了。
新加坡父母为了让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有个好的开始，不惜投入资源。（海峡时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之所以面对低生育率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成功所导致。
李光耀政策研究所助理教授陈宝玲2020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到，新加坡生育率持续低迷未必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失败，而是强调成就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造成了两个后果：
父母为了确保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资源，提高育儿成本；
单身国人即使有结婚的意愿，却为了学业或事业而将婚事搁置一旁；已婚国人则为了避免摊薄能投在孩子身上的资源，选择只生1、2个孩子。
李显龙总理上个月发表的农历新年献词中，除了鼓励国人“多生几个可爱的兔宝宝”，也谈及上述几点：
“虽然我国的总体生育率在去年有所下降，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年轻国人仍然视结婚生子为重要的人生目标。
政府将继续协助家长应付养儿育女的开销，减轻他们的负担，并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从良好的人生起跑点出发。政府也正在加强有关措施，为家长提供援助。”
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的确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尝试加以解决。但应对措施是否及时、是否足够，我国能否避免步上日本的后尘，就有待时间揭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