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 GLOBAL HEALTH · PANDEMIC PREPAREDNESS
下一场大流行来临前，新加坡能做什么？
从疫苗审批到东盟协作，建立更有韧性的区域卫生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已经过去三年多。但对准备下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人来说，工作从未停止。
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近期把“疾病X”——一种尚未被识别、却可能引发下一场大流行的病原体——形容为一种“进化上的必然”。
真正的问题因此不是大流行会不会再来，而是：我们是否比新冠疫情前准备得更好？面对既可能来自病原体、也可能来自政治与制度的新挑战，世界是否真正吸取了教训？
NUS全球健康副校长、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毅颖教授（Professor Teo Yik Ying）在《海峡时报》撰文指出，下一轮防疫不能再只依赖少数国家和机构包办。更可持续的路径，是让各国拥有保护本国人民的能力，同时把部分专业资源放到区域共享，并由全球机构承担真正需要全球协调的任务。
01｜新冠暴露的，不只是医疗短板
新冠疫情期间，疫苗和关键物资常常在别处生产，供应合同、出口决定与捐赠时间也由别处决定。许多较贫穷国家发现，真正重要的环节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数千公里之外作出的决定，能够影响一位卫生部长能否保护本国人口，“卫生主权”就不再是抽象口号。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要独立建设完整的疫苗工厂、监管机构和监测系统。更现实的原则是：
● 每个国家都应具备发现威胁、作出决策和保护民众的基本能力
● 高度专业化的能力可在区域内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 只有真正跨国的问题，才交由国际机构协调
张毅颖教授所参与的Accra Reset Initiative，正倡议重新调整各国与全球卫生体系之间的关系：从依赖走向主权，从捐助方设定优先事项走向国家主导，从援助走向伙伴关系。
02｜东南亚不缺资源，关键是更好地组织与共享
东南亚大多数经济体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区域内仍有贫困、不平等和卫生系统薄弱环节，但也拥有可观的资金、技术人才、制造能力与人力资本。
因此，问题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怎样把能力组织起来。
共享监管：东盟已经建立联合评估机制，让监管机构共同评估药品，各国主管部门仍保留最终决定权。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均拥有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监管机构，可带动联合审查和培训，帮助资源较少的成员国使用区域专业能力，而不是重复建设昂贵系统。
下一场大流行来临时，这可能意味着监管部门不必各自从头审查同一种疫苗，而是共享评估结果与专业知识，在不放弃国家决定权的前提下，让安全有效的产品更快到达民众手中。
联合采购：泰国已在东盟疫苗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可与印度尼西亚等大市场合作，为部分疫苗、抗生素和基础药物开展联合采购。把近7亿人口的需求汇聚起来，可以增强区域议价能力，也给制造商更明确的需求预期；汶莱、老挝、柬埔寨和东帝汶等较小市场尤其可能受益。
区域生产：卫生主权并不等于所有产品都必须本地制造。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现有制药与疫苗能力，马来西亚与越南的相关基础，以及新加坡的生物医药研发和先进制造生态，可以形成互补。真正关键的是危机发生时，东盟能否可靠获得必需产品。
03｜从疫情情报到快速响应，能力也应成为区域公共品
东南亚已经拥有不少重要基础，包括Asia Pathogen Genomics Initiative、新加坡Asia Centre for Health Security，以及东盟正在形成的区域卫生安全架构。
这些项目可以进一步连接成更完整的体系，覆盖：
疫情情报与早期预警
基因组监测与数据共享
跨境信息沟通与暴发响应
区域专家快速调动机制
文章建议，东盟可以在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融资机构支持下，建立机制让各国政府迅速调用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技术专家。专业知识不应只属于某一个机构，也可以成为整个区域能够共同使用的公共资源。
04｜新加坡的优势，不是包办，而是连接
新加坡处在一个独特位置：经济与制度特征接近全球北方，地理、历史和战略联系却深深扎根东南亚与全球南方。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位置，不必被视为模糊，反而可以成为资产。
张毅颖教授认为，新加坡可以首先发挥召集者作用，把东盟各国政府、多边机构、慈善组织、产业界、大学和技术专家带到同一张桌前，识别区域缺失什么、能力应放在哪里、如何融资，以及各国在需要时如何获得支持。
新加坡也拥有可供分享的制度经验：
● 卫生科学局的监管体系
● 卫生促进局推动Nutri-Grade营养分级标签的经验
● 医疗保健成本效益与价值定价的专业能力
● 传染病管理、基因组监测及Wolbachia项目等公共卫生实践
这些经验不应被原样复制到其他国家，而应转化为可调整的实施经验：把证据、政策框架与技术专长开放出来，让邻国能够结合本地制度与需求进行适配。
05｜NUS与大学：为长期能力建设提供稳定支点
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几十年的持续投入，但政治周期和行政领导会不断变化。大学能够提供较稳定的长期视角，并贡献技术专长、独立评估和人才培养。
区域卫生主权最终依靠的是人：监管人员、流行病学家、卫生经济学家、行为科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公共卫生法律专家、政策评估人员，以及能够把研究转化为行动的跨学科团队。
包括NUS在内的新加坡高校，可以与区域伙伴共同训练这些人才，支持制度评估和本地研究，帮助各国建立能够自主判断、持续改进的能力，而不是长期依赖外部技术援助。
慈善资本也能发挥作用，但重点不应是各自资助零散、短期或“只服务某个项目”的试点。Temasek Trust和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等新加坡平台，可以帮助政府和长期投资者共同支持区域监测、监管强化、卫生经济能力及本地大学建设。
06｜2027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是一次行动窗口
新加坡将在2027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为把上述理念转化为实际合作提供了机会。
新加坡无法独自为全球卫生需求融资，也不应在其他地方复制一套由自己主导的官僚体系。它真正的比较优势，是把政府、资方、慈善机构、大学和技术部门聚合起来，把想法落实为制度，并通过执行与评估确保承诺兑现。
防范下一场大流行，不只是在仓库里多放一些物资。
更重要的是建立可信赖的机构、能够合作的人，以及危机到来时可以迅速运转的区域网络。
真正的准备，是在危机之前，
把能力、信任与合作先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