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 GLOBAL HEALTH · PANDEMIC PREPAREDNESS
下一場大流行來臨前，新加坡能做什麼？
從疫苗審批到東協協作，建立更有韌性的區域衛生體系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全球衛生緊急事件，已經過去三年多。但對準備下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的人來說，工作從未停止。
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近期把「疾病X」——一種尚未被識別、卻可能引發下一場大流行的病原體——形容為一種「進化上的必然」。
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大流行會不會再來，而是：我們是否比新冠疫情前準備得更好？面對既可能來自病原體、也可能來自政治與制度的新挑戰，世界是否真正吸取了教訓？
NUS全球健康副校長、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張毅穎教授（Professor Teo Yik Ying）在《海峽時報》撰文指出，下一輪防疫不能再只依賴少數國家和機構包辦。更可持續的路徑，是讓各國擁有保護本國人民的能力，同時把部分專業資源放到區域共享，並由全球機構承擔真正需要全球協調的任務。
01｜新冠暴露的，不只是醫療短板
新冠疫情期間，疫苗和關鍵物資常常在別處生產，供應合同、出口決定與捐贈時間也由別處決定。許多較貧窮國家發現，真正重要的環節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數千公里之外作出的決定，能夠影響一位衛生部長能否保護本國人口，「衛生主權」就不再是抽象口號。
這並不意味著每個國家都要獨立建設完整的疫苗工廠、監管機構和監測系統。更現實的原則是：
● 每個國家都應具備發現威脅、作出決策和保護民眾的基本能力
● 高度專業化的能力可在區域內共享，避免重複建設
● 只有真正跨國的問題，才交由國際機構協調
張毅穎教授所參與的Accra Reset Initiative，正倡議重新調整各國與全球衛生體系之間的關係：從依賴走向主權，從捐助方設定優先事項走向國家主導，從援助走向夥伴關係。
02｜東南亞不缺資源，關鍵是更好地組織與共享
東南亞大多數經濟體已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區域內仍有貧困、不平等和衛生系統薄弱環節，但也擁有可觀的資金、技術人才、製造能力與人力資本。
因此，問題不是「有沒有能力」，而是怎樣把能力組織起來。
共享監管：東協已經建立聯合評估機制，讓監管機構共同評估藥品，各國主管部門仍保留最終決定權。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均擁有獲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監管機構，可帶動聯合審查和培訓，幫助資源較少的成員國使用區域專業能力，而不是重複建設昂貴系統。
下一場大流行來臨時，這可能意味著監管部門不必各自從頭審查同一種疫苗，而是共享評估結果與專業知識，在不放棄國家決定權的前提下，讓安全有效的產品更快到達民眾手中。
聯合採購：泰國已在東協疫苗安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並可與印度尼西亞等大市場合作，為部分疫苗、抗生素和基礎藥物開展聯合採購。把近7億人口的需求匯聚起來，可以增強區域議價能力，也給製造商更明確的需求預期；汶萊、寮國、柬埔寨和東帝汶等較小市場尤其可能受益。
區域生產：衛生主權並不等於所有產品都必須本地製造。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現有製藥與疫苗能力，馬來西亞與越南的相關基礎，以及新加坡的生物醫藥研發和先進位造生態，可以形成互補。真正關鍵的是危機發生時，東協能否可靠獲得必需產品。
03｜從疫情情報到快速響應，能力也應成為區域公共品
東南亞已經擁有不少重要基礎，包括Asia Pathogen Genomics Initiative、新加坡Asia Centre for Health Security，以及東協正在形成的區域衛生安全架構。
這些項目可以進一步連接成更完整的體系，覆蓋：
疫情情報與早期預警
基因組監測與數據共享
跨境信息溝通與暴發響應
區域專家快速調動機制
文章建議，東協可以在亞洲開發銀行等區域融資機構支持下，建立機制讓各國政府迅速調用東南亞不同國家的技術專家。專業知識不應只屬於某一個機構，也可以成為整個區域能夠共同使用的公共資源。
04｜新加坡的優勢，不是包辦，而是連接
新加坡處在一個獨特位置：經濟與制度特徵接近全球北方，地理、歷史和戰略聯繫卻深深紮根東南亞與全球南方。這種「介於兩者之間」的位置，不必被視為模糊，反而可以成為資產。
張毅穎教授認為，新加坡可以首先發揮召集者作用，把東協各國政府、多邊機構、慈善組織、產業界、大學和技術專家帶到同一張桌前，識別區域缺失什麼、能力應放在哪裡、如何融資，以及各國在需要時如何獲得支持。
新加坡也擁有可供分享的制度經驗：
● 衛生科學局的監管體系
● 衛生促進局推動Nutri-Grade營養分級標籤的經驗
● 醫療保健成本效益與價值定價的專業能力
● 傳染病管理、基因組監測及Wolbachia項目等公共衛生實踐
這些經驗不應被原樣複製到其他國家，而應轉化為可調整的實施經驗：把證據、政策框架與技術專長開放出來，讓鄰國能夠結合本地制度與需求進行適配。
05｜NUS與大學：為長期能力建設提供穩定支點
公共衛生體系需要幾十年的持續投入，但政治周期和行政領導會不斷變化。大學能夠提供較穩定的長期視角，並貢獻技術專長、獨立評估和人才培養。
區域衛生主權最終依靠的是人：監管人員、流行病學家、衛生經濟學家、行為科學家、生物統計學家、公共衛生法律專家、政策評估人員，以及能夠把研究轉化為行動的跨學科團隊。
包括NUS在內的新加坡高校，可以與區域夥伴共同訓練這些人才，支持制度評估和本地研究，幫助各國建立能夠自主判斷、持續改進的能力，而不是長期依賴外部技術援助。
慈善資本也能發揮作用，但重點不應是各自資助零散、短期或「只服務某個項目」的試點。Temasek Trust和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等新加坡平台，可以幫助政府和長期投資者共同支持區域監測、監管強化、衛生經濟能力及本地大學建設。
06｜2027年東協輪值主席國，是一次行動窗口
新加坡將在2027年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這為把上述理念轉化為實際合作提供了機會。
新加坡無法獨自為全球衛生需求融資，也不應在其他地方複製一套由自己主導的官僚體系。它真正的比較優勢，是把政府、資方、慈善機構、大學和技術部門聚合起來，把想法落實為制度，並通過執行與評估確保承諾兌現。
防範下一場大流行，不只是在倉庫里多放一些物資。
更重要的是建立可信賴的機構、能夠合作的人，以及危機到來時可以迅速運轉的區域網絡。
真正的準備，是在危機之前，
把能力、信任與合作先建立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