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中国人）有的却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要、文人学士的后代。”“你们（中国人）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的谈话
“墨西哥人”来了
1965年新加坡刚独立的那段日子里，李光耀感觉“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仿佛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刚出生就被断了奶，随时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媒体上，煽动种族情绪马来文报刊、电视继续抹黑李光耀为破坏马来西亚国家和民族团结的“元凶”。为了躲避种族狂热者的袭击，李光耀不得不住在远离市区的度假屋，那里离英国空军基地更近、更安全。
而他的三个子女们因为要上学，必须留守在市区的宅子。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宅邸外不仅修了围墙，宅邸的所有窗户还被钢板封了起来，仿佛住进了密不透风的监狱。
不过对李光耀来说，更大的安全威胁，来自军队内部。
新马分家后，属于新加坡的两个营士兵，依旧处于马来西亚将领的控制下，八成以上士兵都是马来人（华人对“兵祸”记忆深刻，不喜欢当兵）。
而此时在马来西亚国会，像赛加法阿巴这样，叫嚣占领新加坡，把李光耀扔进监狱里的巫统高层大有人在。只要马来西亚“国父”东姑一声令下，新加坡被入侵、被兵变颠覆，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改变军队中的种族比例，李光耀政府有意压缩马来人入伍人数，不料却引发了训练营里马来人新兵的一场暴乱。
暴乱者用棍棒殴打华族长官、掀翻货车、将玻璃瓶扔向镇暴警察。暴乱现场围观者甚众，种族矛盾再度升温。
这场暴乱，促使李光耀力排众议，颁布了强制服役令——所有新加坡男子在18岁时，必须服役两年半的时间，以改善种族比例。
政府还命令所有中学成立“学生军团”和“学生警察团”，强行扭转华族家长“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
为了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加坡陆军和海军的这群新兵蛋子，李光耀分别给印度尼赫鲁和埃及纳赛尔两人写信，这两人是当时第三世界的声望领袖。
残酷的是，弱国无外交。这两个国家因为不愿意得罪马来西亚，只是“祝愿新加坡人民繁荣与幸福”，而对李光耀的请求不理不睬。英国为了平衡新马利益，也拒绝提供帮助。
寻觅之下，李光耀最后找到了以色列——这个比他们处境更加恶劣的小国。
由于穆斯林与犹太人的矛盾，当时新加坡与以色列没有建交。不过以色列还是友好地派出了几个皮肤黝黑的教官，新加坡政府对外宣称他们是“墨西哥人”。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把埃及按在地上摩擦，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李光耀不由得心中暗自庆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以色列胜利后，李光耀很快与以色列升级了外交关系，并私下购买了70辆退役的轻型坦克和170辆装甲车，组成了新加坡第一批的装甲部队。
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5·13”排华暴乱、政局动荡，吉隆坡的政客们企图再次祸水东引、将矛头指向新加坡。关键时刻，李光耀果断决定让装甲部队在国庆阅兵上亮相。
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当天，一个连队的坦克和装甲车走过校阅场。在电视和报纸上观看阅兵的马来西亚人惊呆了，因为当时马来西亚连一辆坦克也没有。
出席阅兵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甚至当场表达了担忧，他希望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能到吉隆坡“澄清”，新加坡并没有入侵马来西亚的敌意。
此刻，新加坡已经向世界表明，它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岛国。那些叫嚣占领新加坡的吉隆坡政客们，也老实地闭上了嘴巴。
一场“大考”
新加坡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可是麻烦并没有结束。
1967年，英国因为经济衰退、外汇不足，爆发了英镑危机，英镑官方汇率贬值14%。
英国议会里，议员们猛烈抨击英国在海外的驻军政策，要求撤除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驻军，削减军费开支，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医疗、福利政策上来。
李光耀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新加坡建国时，因为失去了马来西亚作为共同市场，转口贸易城市的地位岌岌可危。“健力士”啤酒公司甚至撕毁了和新加坡政府谈好的合同，跑到马来西亚设厂。
新加坡南面，苏加诺与苏哈托两位印尼强人正在争权夺利，印尼新加坡贸易也几乎中断。
此种情况下，新加坡失业率一度高达14%，国家走在崩溃边缘。
由于英国在新加坡的驻军开支，占到了当时新加坡GDP的五分之一，关系着7、8万人的就业问题，如果英国驻军也撤退，新加坡经济可能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李光耀赶忙动身前往伦敦，劝说英国工党首相威尔逊，暂缓撤军事宜。
可是“日不落帝国”注定已经凋零，威尔逊为了挽救他的工党政府，面对李光耀百般劝说，虽然对他的难处表示同情，却还是坚持“英国利益至上”原则，将撤军的时间定在1971年。
四年之后，李光耀就会迎来他的经济“大考”，留给新加坡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补偿新加坡的撤军损失，英国政府打算拨给新加坡政府5000万英镑援助资金。
可是仅仅一笔援助资金有什么用呢？
回程的路上，李光耀专门去了一趟地中海小岛马耳他，考察英国撤军带来的损失。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关闭，英国人同样援助了这里。
可是李光耀发现，在马耳他船坞里工作的工人们，失业了却毫无危机意识，每天拿着裁员补偿，在船坞里打球。
李光耀发誓，绝对不会让新加坡人像许多落后国家一样，养成依赖外来援助的习惯。因此他回到新加坡后，发表了一番严肃的讲话：
“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水）……”“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趁著这个民众充满危机感的机会，李光耀领导修改了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法令，大幅降低工会的权力，为资方这群“下金蛋的鹅”创造了良好的营业环境。
而新加坡的政府高官们也没闲着，他们四处出击，从欧美到日韩、甚至到非洲，招徕愿意到新加坡投资的企业，来者不拒。这在当时反殖民、贸易保护情绪高涨的第三世界，称得上一股“清流”。
为了让所有落地新加坡的企业，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热情。财政部长吴庆瑞，经常为工厂主持奠基礼和开幕礼，这样就可以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机会，连只招聘几个人的樟脑丸工厂也不例外。
李光耀还聘请香港电影大亨邵氏公司的老板邵仁枚，担任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主席。邵仁枚让人设计了著名的“鱼尾狮”雕像，安置在新加坡河口，李光耀为它主持了开幕礼。
在新加坡官员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300多家企业入驻新加坡，1971年英国军队撤出时，所有被解雇的员工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新加坡安然度过了这次“大考”。
解决了燃眉之急，新加坡政府开始有选择的吸引一些高投资、高技术的工业企业入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李光耀一边要求民众节省用电，一边会见壳牌、BP等几大石油巨头的高管，并向他们明确保证，新加坡绝对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满足本国能源需求、阻止炼油厂的出口。
李光耀拍著胸脯的保证，让石油巨头们动了心。最终大笔投资到来，新加坡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为了向电子产业巨头们示好，新加坡政府有专员游说、服务美国各大电子公司。
惠普创始人休利特来新加坡考察时，惠普办公楼里的电路还没装好，电梯不能用。为了不让休利特爬楼梯，新加坡政府自掏腰包，从邻座接来了巨型电缆，让电梯运作。
这件事情后来在美国电子行业口口相传。德州仪器、通用电气、国民半导体等巨头们，纷纷来到新加坡，最终撑起了新加坡的实业。
新加坡独立时，人均GDP仅为香港的四分之三。经过55年的奋斗，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上升整整100倍，反超香港20%。
第三世界的国家名单里，再也不见“新加坡”这三个字了。
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1955年，在印尼的强烈要求下，新中国取消了沿袭自清朝的“双重国籍”政策，向海外侨胞关闭了国门。
一时间，身居东南亚的华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的子女们无法再就读中国大陆的大学。
为了保住中华文化的“根”，陈嘉庚的族侄、新加坡橡胶富商陈六使首倡，筹办一个华文大学——南洋大学。
陈六使自己率先捐出了500万，其旗下的福建商会，在新加坡这个巴掌大点的地方，又豪捐了500亩土地。
作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提议，得到了整个南洋华人的热烈反响。
一时间，不仅有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等地的华商慷慨解囊，连华人车夫、理发师、甚至妓女，都把一天中所赚的钱全捐了出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南洋大学就筹集到了2000万建校资金。
1956年3月，南洋大学建校成立，英国总督为南洋大学主持开幕礼。当天，观礼车辆从新加坡市区一路排成长龙，绵延到了西北30公里外的裕廊校园。
然而，南洋大学自成立伊始，就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
早在律师时期，李光耀就体会过华校学生们的热情。“他们富有朝气、守纪律、具有献身精神”，而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则“一副冷漠、自私自利、缺乏自信的模样”。
但问题在于，华校极易成为共产主义、种族主义的温床，这是李光耀所痛恨的。其中，南洋大学毫无疑问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因此，李光耀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压南洋大学——公务员不招收南洋大学毕业生、不承认南洋大学学历等等。“冷藏行动”中，南洋大学的创办者陈六使也被抓了起来、驱逐出境。
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大学、中华总商会要求，八成新加坡人所讲的华语，应当作为官方语言。
但李光耀却在电视机前毫不含糊地反击华语的拥护者，英语是官方语言、马来语是国语，华语只能被当做“第二外语”。
70年代，新加坡经济对外开放、外资入驻，华语学生渐渐地跟不上跨国企业的用人需求。
李光耀此时更将南洋大学视为只会浪费人力资源、生产劣质毕业生的“落后工厂”，因此多次命令南洋大学改为英语教学。
南大的学生表示抗议，李光耀就把参与示威的非新加坡籍学生驱逐出境，斩断南大的生源；华文大报《南洋商报》发文骂他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李光耀便把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社论员通通抓起来。
在政治打压与经济逆流中，南洋大学最终走向衰亡。
1978年，南大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全部改为接受英语教育；1980年，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建校25年后，南大走进了历史。
一年后，全英语教学的南洋理工学院（今南洋理工大学）在南大原址重建。为了彻底湮灭南大的痕迹，政府连南大校门都没有留下。
后来，李光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后悔”，不是后悔关闭南洋大学，而是后悔关得太晚了，让它苟延残喘至70年代末。
然而，就当李光耀夙愿达成，华语教育一蹶不振之时，历史仿佛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1978年，邓小平来访新加坡。邓公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震动了李光耀。
第二年，李光耀决定展开“推广普通话”运动，号召民众放弃老一辈的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改学普通话。李光耀自己以身作则，让子女接受华语教育，公开场合用普通话发言。
不过在新加坡，华语的政治地位已经沦为和泰米尔语一样，复兴谈何容易。
经过一代人时间的洗礼，当今的新加坡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华语了。华语文化的萧条，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