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你們（中國人）有的卻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要、文人學士的後代。」「你們（中國人）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1978年，李光耀與鄧小平的談話
「墨西哥人」來了
1965年新加坡剛獨立的那段日子裡，李光耀感覺「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仿佛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剛出生就被斷了奶，隨時會被扼殺在搖籃里。
在媒體上，煽動種族情緒馬來文報刊、電視繼續抹黑李光耀為破壞馬來西亞國家和民族團結的「元兇」。為了躲避種族狂熱者的襲擊，李光耀不得不住在遠離市區的度假屋，那裡離英國空軍基地更近、更安全。
而他的三個子女們因為要上學，必須留守在市區的宅子。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宅邸外不僅修了圍牆，宅邸的所有窗戶還被鋼板封了起來，仿佛住進了密不透風的監獄。
不過對李光耀來說，更大的安全威脅，來自軍隊內部。
新馬分家後，屬於新加坡的兩個營士兵，依舊處於馬來西亞將領的控制下，八成以上士兵都是馬來人（華人對「兵禍」記憶深刻，不喜歡當兵）。
而此時在馬來西亞國會，像賽加法阿巴這樣，叫囂占領新加坡，把李光耀扔進監獄裡的巫統高層大有人在。只要馬來西亞「國父」東姑一聲令下，新加坡被入侵、被兵變顛覆，是輕而易舉的事。
為了改變軍隊中的種族比例，李光耀政府有意壓縮馬來人入伍人數，不料卻引發了訓練營里馬來人新兵的一場暴亂。
暴亂者用棍棒毆打華族長官、掀翻貨車、將玻璃瓶扔向鎮暴警察。暴亂現場圍觀者甚眾，種族矛盾再度升溫。
這場暴亂，促使李光耀力排眾議，頒布了強制服役令——所有新加坡男子在18歲時，必須服役兩年半的時間，以改善種族比例。
政府還命令所有中學成立「學生軍團」和「學生警察團」，強行扭轉華族家長「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
為了請外國教官訓練新加坡陸軍和海軍的這群新兵蛋子，李光耀分別給印度尼赫魯和埃及納賽爾兩人寫信，這兩人是當時第三世界的聲望領袖。
殘酷的是，弱國無外交。這兩個國家因為不願意得罪馬來西亞，只是「祝願新加坡人民繁榮與幸福」，而對李光耀的請求不理不睬。英國為了平衡新馬利益，也拒絕提供幫助。
尋覓之下，李光耀最後找到了以色列——這個比他們處境更加惡劣的小國。
由於穆斯林與猶太人的矛盾，當時新加坡與以色列沒有建交。不過以色列還是友好地派出了幾個皮膚黝黑的教官，新加坡政府對外宣稱他們是「墨西哥人」。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把埃及按在地上摩擦，證明了他們的實力，李光耀不由得心中暗自慶幸當初的正確選擇。
以色列勝利後，李光耀很快與以色列升級了外交關係，並私下購買了70輛退役的輕型坦克和170輛裝甲車，組成了新加坡第一批的裝甲部隊。
1969年，馬來西亞發生「5·13」排華暴亂、政局動盪，吉隆坡的政客們企圖再次禍水東引、將矛頭指向新加坡。關鍵時刻，李光耀果斷決定讓裝甲部隊在國慶閱兵上亮相。
8月9日新加坡國慶日當天，一個連隊的坦克和裝甲車走過校閱場。在電視和報紙上觀看閱兵的馬來西亞人驚呆了，因為當時馬來西亞連一輛坦克也沒有。
出席閱兵的馬來西亞國防部長，甚至當場表達了擔憂，他希望新加坡的國防部長能到吉隆坡「澄清」，新加坡並沒有入侵馬來西亞的敵意。
此刻，新加坡已經向世界表明，它不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島國。那些叫囂占領新加坡的吉隆坡政客們，也老實地閉上了嘴巴。
一場「大考」
新加坡的生存問題解決了，可是麻煩並沒有結束。
1967年，英國因為經濟衰退、外匯不足，爆發了英鎊危機，英鎊官方匯率貶值14%。
英國議會裡，議員們猛烈抨擊英國在海外的駐軍政策，要求撤除在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駐軍，削減軍費開支，將更多資金投入到醫療、福利政策上來。
李光耀聽到這個消息，無異于晴天霹靂。
新加坡建國時，因為失去了馬來西亞作為共同市場，轉口貿易城市的地位岌岌可危。「健力士」啤酒公司甚至撕毀了和新加坡政府談好的合同，跑到馬來西亞設廠。
新加坡南面，蘇加諾與蘇哈托兩位印尼強人正在爭權奪利，印尼新加坡貿易也幾乎中斷。
此種情況下，新加坡失業率一度高達14%，國家走在崩潰邊緣。
由於英國在新加坡的駐軍開支，占到了當時新加坡GDP的五分之一，關係著7、8萬人的就業問題，如果英國駐軍也撤退，新加坡經濟可能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李光耀趕忙動身前往倫敦，勸說英國工黨首相威爾遜，暫緩撤軍事宜。
可是「日不落帝國」註定已經凋零，威爾遜為了挽救他的工黨政府，面對李光耀百般勸說，雖然對他的難處表示同情，卻還是堅持「英國利益至上」原則，將撤軍的時間定在1971年。
四年之後，李光耀就會迎來他的經濟「大考」，留給新加坡的時間不多了。
為了補償新加坡的撤軍損失，英國政府打算撥給新加坡政府5000萬英鎊援助資金。
可是僅僅一筆援助資金有什麼用呢？
回程的路上，李光耀專門去了一趟地中海小島馬爾他，考察英國撤軍帶來的損失。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蘇伊士運河關閉，英國人同樣援助了這裡。
可是李光耀發現，在馬爾他船塢里工作的工人們，失業了卻毫無危機意識，每天拿著裁員補償，在船塢里打球。
李光耀發誓，絕對不會讓新加坡人像許多落後國家一樣，養成依賴外來援助的習慣。因此他回到新加坡後，發表了一番嚴肅的講話：
「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費的，連用水也得付錢（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買水）……」「國際社會沒有責任為我們提供生計，我們不能夠靠討飯缽過活」。
趁著這個民眾充滿危機感的機會，李光耀領導修改了僱傭法令和勞資關係法令，大幅降低工會的權力，為資方這群「下金蛋的鵝」創造了良好的營業環境。
而新加坡的政府高官們也沒閒著，他們四處出擊，從歐美到日韓、甚至到非洲，招徠願意到新加坡投資的企業，來者不拒。這在當時反殖民、貿易保護情緒高漲的第三世界，稱得上一股「清流」。
為了讓所有落地新加坡的企業，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熱情。財政部長吳慶瑞，經常為工廠主持奠基禮和開幕禮，這樣就可以使同一家工廠有兩次宣傳機會，連只招聘幾個人的樟腦丸工廠也不例外。
李光耀還聘請香港電影大亨邵氏公司的老闆邵仁枚，擔任新加坡旅遊促進局主席。邵仁枚讓人設計了著名的「魚尾獅」雕像，安置在新加坡河口，李光耀為它主持了開幕禮。
在新加坡官員和民眾的共同努力下，300多家企業入駐新加坡，1971年英國軍隊撤出時，所有被解僱的員工都找到新的工作崗位，新加坡安然度過了這次「大考」。
解決了燃眉之急，新加坡政府開始有選擇的吸引一些高投資、高技術的工業企業入駐。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李光耀一邊要求民眾節省用電，一邊會見殼牌、BP等幾大石油巨頭的高管，並向他們明確保證，新加坡絕對不會像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滿足本國能源需求、阻止煉油廠的出口。
李光耀拍著胸脯的保證，讓石油巨頭們動了心。最終大筆投資到來，新加坡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
為了向電子產業巨頭們示好，新加坡政府有專員遊說、服務美國各大電子公司。
惠普創始人休利特來新加坡考察時，惠普辦公樓里的電路還沒裝好，電梯不能用。為了不讓休利特爬樓梯，新加坡政府自掏腰包，從鄰座接來了巨型電纜，讓電梯運作。
這件事情後來在美國電子行業口口相傳。德州儀器、通用電氣、國民半導體等巨頭們，紛紛來到新加坡，最終撐起了新加坡的實業。
新加坡獨立時，人均GDP僅為香港的四分之三。經過55年的奮鬥，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上升整整100倍，反超香港20%。
第三世界的國家名單里，再也不見「新加坡」這三個字了。
數典忘祖的二毛子
1955年，在印尼的強烈要求下，新中國取消了沿襲自清朝的「雙重國籍」政策，向海外僑胞關閉了國門。
一時間，身居東南亞的華人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他們的子女們無法再就讀中國大陸的大學。
為了保住中華文化的「根」，陳嘉庚的族侄、新加坡橡膠富商陳六使首倡，籌辦一個華文大學——南洋大學。
陳六使自己率先捐出了500萬，其旗下的福建商會，在新加坡這個巴掌大點的地方，又豪捐了500畝土地。
作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提議，得到了整個南洋華人的熱烈反響。
一時間，不僅有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等地的華商慷慨解囊，連華人車夫、理髮師、甚至妓女，都把一天中所賺的錢全捐了出來。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南洋大學就籌集到了2000萬建校資金。
1956年3月，南洋大學建校成立，英國總督為南洋大學主持開幕禮。當天，觀禮車輛從新加坡市區一路排成長龍，綿延到了西北30公里外的裕廊校園。
然而，南洋大學自成立伊始，就被李光耀視為「眼中釘」。
早在律師時期，李光耀就體會過華校學生們的熱情。「他們富有朝氣、守紀律、具有獻身精神」，而受英文教育的學生則「一副冷漠、自私自利、缺乏自信的模樣」。
但問題在於，華校極易成為共產主義、種族主義的溫床，這是李光耀所痛恨的。其中，南洋大學毫無疑問是整個問題的核心。
因此，李光耀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壓南洋大學——公務員不招收南洋大學畢業生、不承認南洋大學學歷等等。「冷藏行動」中，南洋大學的創辦者陳六使也被抓了起來、驅逐出境。
新加坡獨立後，南洋大學、中華總商會要求，八成新加坡人所講的華語，應當作為官方語言。
但李光耀卻在電視機前毫不含糊地反擊華語的擁護者，英語是官方語言、馬來語是國語，華語只能被當做「第二外語」。
70年代，新加坡經濟對外開放、外資入駐，華語學生漸漸地跟不上跨國企業的用人需求。
李光耀此時更將南洋大學視為只會浪費人力資源、生產劣質畢業生的「落後工廠」，因此多次命令南洋大學改為英語教學。
南大的學生表示抗議，李光耀就把參與示威的非新加坡籍學生驅逐出境，斬斷南大的生源；華文大報《南洋商報》發文罵他是「數典忘祖的二毛子」，李光耀便把該報的總經理、總編輯、社論員通通抓起來。
在政治打壓與經濟逆流中，南洋大學最終走向衰亡。
1978年，南大被強行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全部改為接受英語教育；1980年，最後一屆畢業生畢業。建校25年後，南大走進了歷史。
一年後，全英語教學的南洋理工學院（今南洋理工大學）在南大原址重建。為了徹底湮滅南大的痕跡，政府連南大校門都沒有留下。
後來，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後悔」，不是後悔關閉南洋大學，而是後悔關得太晚了，讓它苟延殘喘至70年代末。
然而，就當李光耀夙願達成，華語教育一蹶不振之時，歷史仿佛給他開了一個玩笑。
1978年，鄧小平來訪新加坡。鄧公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震動了李光耀。
第二年，李光耀決定展開「推廣普通話」運動，號召民眾放棄老一輩的閩南語、粵語、客家話等南方方言，改學普通話。李光耀自己以身作則，讓子女接受華語教育，公開場合用普通話發言。
不過在新加坡，華語的政治地位已經淪為和泰米爾語一樣，復興談何容易。
經過一代人時間的洗禮，當今的新加坡年輕人，已經很少有人使用華語了。華語文化的蕭條，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