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慧
经历过事业扩张，身份转变与异乡漂泊，他终于学会让心安顿下来。
高德慧出生于中国东北辽宁的农村。家里三个人，大豆、玉米、小麦、花生、棉花都种过。他 小时候便意识到，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很辛苦，收入微薄；因此他深知普通人生活的不易， 也渴望通过读书工作改变命运。
▲高德慧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校友，他与院长弗朗西斯科·韦洛索（Francisco Veloso）教授合影。
2003年大学毕业，多数同学选择考公、读研或留校，他却放弃了政府部门的稳定职位，坚持“人生还是要自己做主”，决心进入企业。
他入职一家大型农产品加工与国际贸易集团，从行政实习做起，很快被董事长选为秘书。但仅一个多月后，他便主动申请转岗到国际贸易部，第一次接触到大宗商品进口与期货市场。彼时中国刚起步从巴西、美国进口大豆，许多业务尚在摸索。他每晚从八点到凌晨四点盯盘芝加哥期货市场，半年内考取期货从业资格，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行业能力。
这一阶段的经历，对他影响极大。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掌握了一门“手艺”——一种不靠论资排辈、能在市场中立足的能力。他形容，那是一种“命运终于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几年后，他一度辞职备考清华大学法律硕士，为专心复习曾关手机三个月、断绝外界联系，最终顺利通过考试。然而就在等待入学时，一家航运公司的创始人说服他加入该公司。最终，他放弃清华研究生，进入航运行业。
▲高德慧在公司自有船上，视察驾驶台操作的情况。
2010年，受新加坡航运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公司将重心转移至新加坡，他随之南下。四年后，他成为新加坡公民。
对初到新加坡的高德慧而言，那是一段压力最为沉重的时期。除了新环境的不适，工作与家庭责任带来的现实压力，更让他困扰的，是内心持续不断的不安与焦虑。那种动荡感，甚至不亚于大学四年级求职时的迷茫，以及公司曾经一度濒临倒闭时的彷徨。
“人生似乎每隔几年，就会经历一次动荡。未来永远充满不确定性。”他说，“那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不再轻易被外在环境、以及自己身心状态的变化牵着走？有没有可能，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还能保持内心的自在与安定？”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接触到法鼓山新加坡道场，学习禅修并逐渐投入义工服务。
▲高德慧通过禅修，在漂泊不定的人生航行中找到了心的坐标。
对高德慧而言，禅修带来的最大改变是看待生命的方式的转变。他意识到，痛苦来自于内心的不安，而非环境本身。“心安，就有平安。”当心安定下来，原本难以忍受的事也会逐渐变得可以面对。
在法鼓山，他逐步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从会议记录和文书整理，到之后进入关怀组和教育组，参与行政事务及活动的组织协调；再后来，担任副会长，并于2023年出任法鼓山新加坡会长。这个过程，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也是“重新学习与人相处”。
法鼓山每年举办1000多场活动，有近300场是社区、医院、居家关怀，主要靠义工来完成。但义工组织完全不同于企业。没有人领薪水，也没有人必须服从命令，一个人今天不开心，明天可能就离开。高德慧说，法鼓山内部常讲义工的“选、任、育、留”——找到合适的人、给予适当位置、持续培养，并通过长期关怀让人愿意留下来。真正重要的能力不是管理事务，而是理解他人、关心他人的愿心和能力。
法鼓山内部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干部不叫“干部”，而叫“悦众”，意思是“让大众喜悦的人”。
▲在法鼓山，义工们都秉著善心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做义工时，无论你在外面是企业高管、专业人士，还是拥有怎样的社会身份，来到这里都一样。有人负责拖地，有人洗厕所，有人做行政工作，没有身份高低之分，大家都是来学习奉献、学习成长的。”
与此同时，法鼓山也成为他融入本地社会的重要入口。刚来新加坡时，他认识的人几乎全是同行或中国移民；而在道场里，他第一次与大量本地人建立长期关系，逐渐熟悉本地文化。他认为，新移民容易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宗教与社团组织恰恰能提供更自然的融合渠道。
如今，他担任新诚航运首席执行官，同时长期参与义工事务，并担任新加坡二胡学会名誉会长。小时候他曾短暂学过二胡，来到新加坡后，又重新燃起了对华乐的热爱。
“专心拉二胡的时候，人会慢慢安静下来。”他说，“那不仅是一种音乐上的享受，也是一种让自己沉淀内心、专注当下的好方法。”
他的两个孩子都在本地出生并接受教育，他观察到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孩子过早被卷入考试与成长焦虑。他理解新加坡必须保持竞争力，但是：“我希望孩子成长在一个有心灵安全感，有温暖的社会。也希望社会能重视人们的身心健康，事业与生活的平衡。”
“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是高德慧的新加坡故事的最佳注脚。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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