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iStock）
本地一家女佣中介公司假称，提供给客户的外籍女佣会说华语，存在不公平行为，被小额索偿庭勒令需向不满服务的客户赔偿约1558元，同时需额外支付约270元的诉讼费用和支出。
按照惯例，案件中的原告名字，以及涉事的女佣中介名称在判词中都以匿名处理，因为小额索偿庭的案件通常都以非公开方式审理。
新传媒英文新闻网CNA报道，根据小额索偿庭星期二（9日）发布的判词，一名男子代表因中风及罹患帕金森症需长期卧床的母亲聘请女佣。
他在2024年11月联系涉事女佣中介，并明确要求寻找一位有照顾行动不便长者经验、且能以华语沟通的女佣。这是因为他的母亲只懂少量英语，平时主要讲华语。
中介随后提供了一名缅甸女佣的简历，并在"技能"一栏中注明其具备以华语沟通的能力，但没有提供任何资质证明。到了11月下旬，中介又给儿子发送一段近两分钟的视频。女佣在视频中以华语介绍自己和家人，以及过往工作经历。
儿子随后通过视频通话方式面试女佣，期间他以华语提问，女佣点头并以简单华语回应。他也因此相信这名女佣会说华语，最终决定雇佣她来照顾母亲。
不过当女佣在同年12月到他家开始工作后，家属很快发现她几乎听不懂也不会说华语，英语能力同样有限。家属随即向涉事中介反映问题，但对方建议先给予女佣时间适应，并使用翻译软件协助沟通。
老妇儿子因此尝试让女佣工作了一个星期，教她如何照顾母亲，并用翻译软件进行沟通。但当他不在身边时，母亲无法使用手机与人交流。
儿子因此在一个星期后，要求更换符合条件的女佣，并重申新来的女佣必须会说华语，且有照顾行动不便老人的经验，但中介之后推荐的人选也都不符合要求。他于是在2025年1月将女佣送回中介，要求全额退款并报销所有相关费用。
中介随后在2025年2月退还约3340元，包括女佣安置贷款部分款项，以及中介服务费的一半，也就420元。但家属对金额不满意，于是入禀法院追讨款项，要求中介再支付2591元。
虽然同年5月，小额索偿庭以家属不具备诉讼资格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但儿子在6月，又以《消费者公平交易法令》（Consumer Protection（Fair Trading）Act）提起诉讼，指控女佣中介存在不公平交易行为，最终获得法庭许可，并略微降低了索赔金额。
女佣中介公司代表 否认存在不公平交易行为
涉事女佣中介的代表否认存在任何不公平交易行为，声称公司只是受雇寻找一位能说“简单”华语的女佣，而且公司已履行要求。
这名代表还辩称，如果申诉人想要一位精通华语的女佣，就应该选择更贵的配套。这不但意味着更高的中介费，女佣薪水也需给到每月至少900元，以聘请有在台湾或香港等地工作经验的女佣。
但客户最终选定的女佣，月薪仅为500元，属于较低水平。而在这个价位找到一位华语流利的女佣，简直如同“大海捞针”。
审案推事：中介有责任准确描述和展示女佣技能
负责这起案件的小额索偿庭推事陈毅仁裁定，涉事女佣中介存在不公平行为。公司没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或暗示，其服务范围仅限于寻找一位会说简单华语的女佣。而且从双方通讯记录来看，家属一直强调需要能够以华语沟通的看护人员。
陈毅仁也指出，中介公司甚至没有提供一位能说简单华语的女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介的行为并不合理。中介有责任准确描述和展示女佣的技能，以免顾客被误导，请到“不符合标准”的女佣。
不过，他驳回了部分索赔项目，称这些费用并非由于中介公司不公平做法而产生，包括女佣中介代为办理工作准证申请和签发的费用等。
女佣中介代表在聆讯期间行为遭批评
判词显示，涉事女佣中介代表曾在樟宜机场一家咖啡店，通过视讯方式出席聆讯。但审案推事指出，咖啡店属于公共场所，无法确保没有旁人听到聆讯内容，因此要求他转移到较私密的地点参与聆讯，他表现得“有些恼火”，甚至询问是否能在车子里参加聆讯。
当推事以同样理由告知中介代表时，他指责推事故意刁难，扬言要向有关方面投诉，事后更向法院投诉并申请相关推事回避案件，但申请遭到驳回。
审案推事在判词中指出，中介代表的行为及其提交的回避申请“性质极其恶劣”，因此令他承担额外诉讼费用。
推事也强调，视讯出庭是法院给予诉讼当事人的便利安排，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当事人无权随意挑选法官，有关司法偏袒的指控极其严重，要求法官回避的申请不能草率提出。
“这类指控和申请可能会被滥用，不必要地消耗宝贵的法庭时间和资源。因此绝不容忍随意提出这类指控和申请，如果发现其缺乏依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