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后疫情时代，尽管病例数近日有增加的迹象，人们却早已把冠病抛诸脑后。
不少雇主在疫后都采取折中方案、要求员工一周内有几天回到办公室、另外几天居家办公，但也有一些允许员工远程上班，不必回公司。
这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问题——办公室里的桌椅，谁在使用？
澳大利亚办公器材供应商XY Sensor发表的最新报告揭露：
多达36%的办公室小隔间（cubicles）和办公桌已经很久没被使用，供过于求。
该报告调查了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等九个城市共2万4855个独立工作场所，整理出上述结果。
报告还发现，那些没有在“积灰尘”的办公桌中，29%每天被使用的时间不到三小时，另外14%则有五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没被使用。
办公室整体使用率只达到疫前水平的约50%。
美国房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的另一组数据也反映相同趋势：
受访的10个大机构中，有九个都反馈说办公室利用率较低。
办公楼空空如也带来诸多挑战
新加坡办公楼。（海峡时报）
办公桌长时间空置，意味着办公空间没被充分利用。
CBRE的同一份报告透露，过半受访企业预计，他们下来三年会缩小商业资产足迹（footprints）。
其实早在疫情暴发前，不少企业已为办公空间另作安排，比如向其他公司出租多余空间，共享工作空间的概念也在那个时期广受欢迎。
即便如此，全球办公楼市场前景仍相当不明朗，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南华早报》在一篇专题报道中说，像办公楼这类主要资产市场一旦崩溃，就会跟房屋市场一样预示著银行业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加剧全球经济低迷的境况。
投资者之所以会投资商业资产，尤其是办公楼，主要是为了赚取比银行利息更高的利润。
但如今投资者在需求和租金下滑的双重冲击下，还必须面对利率上升的不利因素。
办公楼摆空城所带来的挑战，在一些西方经济体中尤为严重。
世邦魏理仕指出，在美国旧金山，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加上当地经济衰退，造成这些企业的公司空置率在上一季创下31.6%的新高。旧金山疫前的办公室空置率只有大约4%，现在却有三分之一的办公桌没人使用。
也有数据显示，纽约办公室的空置率，今年预计会达到22.7%的新高。
另一边厢，一些英国大企业则果断选择缩小办公空间的规模。
汇丰银行位于伦敦的总部大厦有45层楼高，一度有8000名员工在楼内工作。（路透社）
汇丰银行（HSBC）今年6月宣布，准备在接下来几年撤离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总部，搬迁至面积更小的办公室。据悉，新的总部空间只有原来的一半大。
据报道，汇丰这个45层楼高的总部大厦，鼎盛时期曾容纳8000名员工，但居家办公安排加上节约开支的压力，让汇丰决定在现有租约于2027年初到期前搬走。
汇丰曾在2021年宣布，将在疫后把全球办公空间减少近四成。
纵观亚洲城市，香港办公楼的空置率也日趋显著。
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LL）发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办公楼的空置率达12.6%，比起2019年底的5.9%高出一倍。
截至今年4月，香港共有1300万平方英尺的空置办公空间。（彭博社）
也有报道指出，截至今年4月，香港共有1300万平方英尺的空置办公空间，其中15%是高价值空间（valuable space）。
CBRE则指出，许多香港公司面临的困境，不是居家办公所引起的，而是中国企业租用办公楼的需求比预期来得低。
新加坡办公楼空置率不增反减
在这样令人堪忧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办公楼市场反而上演逆袭。
本地办公空间空置率偏低有两大主因：
居家办公风气在新加坡不如其他国家盛行；
本地与外国企业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偏高。
一名业主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说，“我的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回来办公了”，并补充说员工都是心甘情愿回到公司上班的。
居家办公模式让不少企业面临办公空间空置率上升的问题，但新加坡市场似乎不太受影响。图为本地上班族。（联合早报）
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研究报告，今年第二季，新加坡中央商业区办公楼的整体占有率达到94.4%，同比上一季稍有增加。
此外，新加坡优质办公楼的租金，今年上半年也增加了2.5%。
莱坊研究引述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的数据指出，今年首五个月，新加坡有超过8000个新登记的企业和机构。即使在疫情期间的2021年，也有203家外国企业在新加坡注册。
虽说办公桌没人用以及办公室没“人气”，很大程度上是拜疫情所赐，但从长远来看，其实也迫使许多雇主重新思考如何为公司节约更多预算，对企业而言不全然是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