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在经济服务局25周年庆典上，讲了一段“黑历史”，也给所有迷信模型的人泼了盆冷水。
2026年9月30日，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出席经济服务局成立25周年庆典。作为2001年成立时的五位创始经济学家之一，他以“校友”身份发表演讲。这场演讲有笑点、有干货，也藏着一个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
“当年只有5个人，我不得不去拍宣传照”
黄循财一开口，就翻出了一段“黑历史”。
新加坡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有研究经济学家计划，但1990年代被并入通才高级官员计划后，经济学家跑得比谁都快——金融业薪水太香了。留下来的少数人不停呼吁：给我们设个专门的经济学家计划吧。
2001年，经济服务局终于成立。当时只有5位经济学家，黄循财是其中之一。人手不够怎么办？他得身兼数职，包括帮忙做营销和招聘。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在宣传材料里看到我的照片。”他说。
25年后，这个当年只有5个人的小团队，已经变成100多人，分布在20多个政府机构和2个国际组织。
“经济学不是水晶球，别指望我们预测一切”
聊完往事，黄循财话锋一转，替经济学同行说了句公道话。
每次经济学家没预测到衰退，或者通胀和预期完全不一样，就会有人问：养你们这些人和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他的回答很直接：经济学不是水晶球，模型只是对现实的简化。模型能帮我们整理思路、理解关系、检验假设，但现实世界一直在变——冲击、技术、人的行为，都在变。预测本来就难，预测转折点更是难上加难。
“模型要改进，但别对它有幻想。”
他还点出了经济学圈的两个毛病。
一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经济学家有时会变成某种理念的倡导者，构建模型是为了捍卫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检验它对不对。这样一来，公众对专业的信任就被消耗了。
二是迷信技术。经济学越来越量化、越来越复杂，但复杂不等于严谨。黄循财自己就经历过：“我做学生和刚工作时，每个模型都要塞个误差修正模型，后来工具变量流行，再后来向量自回归流行，你就一个接一个地追。”
他说了句大实话：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变量和设定，你总能找到支持任何结论的东西。但那时候，严谨的分析就变成了数据挖掘。
三句话，撑起新加坡的政策底层逻辑
黄循财说，经济学最持久的价值，不是某个理论、某个模型、某个技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他把它浓缩成三句话。
第一句：价格很重要。
价格是信号，告诉你什么稀缺、人们要什么、资源该往哪去。你把价格信号压住或扭曲，资源就会配错，后面问题更大。
新加坡怎么做？水和电的价格反映真实成本和稀缺性，鼓励大家省着用。但基本服务不能让人用不起，所以政府给中低收入家庭发水电费回扣。价格信号保住了，可负担性也保住了。
第二句：成本很重要。
真正的成本，不只是花了多少钱，还包括你放弃了什么。这就是机会成本。
拿土地来说，一块地盖了房子，就不能同时做公园。但这不意味着每块地都要卖给开价最高的人。新加坡先决定国家需要什么、人民珍视什么——住房、工作、学校、自然、社区设施、宗教场所。决定之后，就必须承认：用了这块地，就放弃了别的用途。
“好的政策制定，要求你看到这种权衡，哪怕成本不是马上看得见。”
第三句：激励很重要。
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消费者改变购买，企业改变投资和雇用，工人和家庭调整选择。
拿失业支持来说。新加坡长期对失业保险很谨慎，因为见过别的国家福利太慷慨，大家就不急着找工作了。但完全不给支持也有问题：一个突然失业的人，可能被迫接受第一个工作，哪怕完全不匹配。
所以新加坡搞了“技能创前程求职者支持计划”——给你临时经济支持，但你也得积极找工作、接受职业辅导和培训。既让你有底气找到合适的工作，又让你有动力赶紧回到职场。
“政府一改规则，人们就会反应。有时候是你想要的，有时候不是。好的经济学，要求你提前想到这些反应。”
好意图不等于好政策
市场也不是万能药
黄循财提醒，这三句话听起来简单，但特别容易被忽略——尤其是压力大、想快出成绩的时候，或者某个简单方案听起来特别诱人的时候。
全世界都有“最好的意图导致最坏的政策”的例子：人为压低价格、承诺福利却不考虑钱从哪来、保护落后产业保护到天荒地老。短期看很爽，成本后面才冒出来。
他说，良好的意图本身不能造就好的政策。但答案也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因为市场会失灵，有些社会珍视的东西市场给不了。
新加坡从来不走自由放任路线。政府积极干预，纠正市场失灵、汇集风险、实现重要目标。但正因为要干预，就必须干预对：诊断问题、理解激励、认识成本、想到二阶三阶后果。
给经济学家的忠告：
工具更好了，判断力别丢了
黄循财说，今天的经济学家有高频数据、复杂实证技术、机器学习和AI——这些是他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工具。他鼓励大家用好它们，建更好的模型，更严谨地检验政策。
但他加了一句：“永远不要因为工具更好，就以为判断力也更好。”
政策制定发生在真实世界里，信息不完整，充满不确定性。理论上行得通的东西，实践中未必如预期。
“你得懂理论，得会建模型，但也得知道局限在哪；你得掌握工具，但也得知道什么时候该靠判断。”
他期望经济服务局继续把经济学家的纪律带进整个政府：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权衡？创造了什么激励？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包括那些我们没打算看到的结果？
做好这些，光有技术不够，还要有判断力、智识诚实，以及在分析指向不舒服结论时敢开口的勇气，还要能把复杂问题讲清楚，让好分析变成好政策。
结语
演讲最后，黄循财感谢了过去和现在所有经济学家的贡献。他说，经济服务局走了很远，但重要的不是它变多大，而是经济学家给政府带来了什么样的思维质量，给新加坡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他呼吁大家继续磨砺思维、加强政策制定，帮新加坡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出更好的选择，为所有人建设更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