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二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既代表着历史，也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还寄托着人们深厚的情感。
大约一百年前，在上世纪上半叶到五十年代，南洋女子中学、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大学等华校学府先后成立；在新闻界，出现了《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在文学上，二三十年代期间本地意识萌芽与兴起，逐渐形成了“南洋文学”；在学术上，则出现了南洋学会。
南洋学会创立于1940年，在此之前，在本地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团体只有英国人组织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大部分会员是殖民地官员，一些是学者，但华人很少，包括马六甲的叶华芬和陈育崧。
南洋研究三杰
考虑到“南洋华人如此众多，却没有一个研究南洋问题的学术团体，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一批南下文人、学者包括姚楠、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关楚璞、槟城的刘士木、上海的李长傅等人，于1940年3月17日成立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除了刘士木和李长傅，其他五人皆任职或曾任职于《星洲日报》，可见报社与学术界之关系十分密切。
在南洋学会创始理事七人当中，姚楠、许云樵、张礼千人称为“南洋研究三杰”。
三人当中，最负盛名的是许云樵，被誉为“一代学人，东南亚研究泰斗”。曾任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南洋学报》《南洋杂志》《东南亚研究》《马来亚少年》主编、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副会长及中国分会副会长。许云樵对东南亚研究的推动和鼓励，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勤著述、出期刊、办学会。
许云樵26岁从中国南来，在马、新、泰一带活跃，直至76岁辞世，整整五十年的学术生涯，全副精力从事东南亚史及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编纂、辑注、译校、整理、修订、教学等工作，硕果累累，著作远远超越等身。他也广泛涉及诗词创作、儿童文学创作、音韵语言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掌故史话等等，在国际及亚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地位。
早年辍学 自学成才
许云樵（1905—1981），本名钰，号梦飞，别号希夷室主；祖籍无锡梁溪，生长于姑苏。他父亲是书生，曾经营古董。许云樵12岁丧母，14岁丧父，父亲遗产为长兄把持，许云樵由外祖母抚养；母亲在世时体弱，许云樵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较为瘦弱。
他曾在东吴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年书，后因经济不继，于是辍学，但已掌握老师胡适之校长的治学方法，矢志专治南洋研究。1926年，年仅21岁，即出版首部南洋研究专著《暹罗王郑昭传》。
1931年，许云樵从上海南下。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主任黄警顽写了介绍信，让他到了新加坡去见分馆经理包善贤、星洲日报总编辑傅无闷、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等，但，许云樵回忆，“接待我的朋友将三封信都扣留起来，不带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觉得抱憾”。
刚南来时，家人与朋友要他开古玩店，也有人建议他开钢琴行，但他没有兴趣。之后，许云樵到柔佛新山的宽柔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一年后，转到新加坡静芳女子师范学校执教。
（许云樵）
应《星洲日报》之聘
1933年冬，应朋友吴学濂之邀请，许云樵前往泰国北大年中华学校主持校务，教学之余研究北大年史。之后，他与同事刘景香结婚，刘氏生长于泰国，通晓泰文。
1936年，许云樵在上海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地二十六卷发表《暹罗教育与暹罗华侨学校》。
1939年，星洲日报为了纪念创刊十周年，决定出版《星洲十年》一书，介绍新加坡和马来亚十年来各方面的发展。上百万字的年鉴性书籍，必须在一年内完成。
当时，由姚楠负责《星洲十年》编委会工作，编委包括总编辑关楚璞、郁达夫、锺介民、李葆贞、徐君濂。应《星洲日报》之聘，许云樵再度南下新加坡，参加编纂工作，与张礼千一起，担任编纂处的专职编辑。
1940年，《星洲十年》顺利出版。此后，《星洲日报》仍保留专门编辑有关南洋研究的副刊，双日刊，轮流出版，由张礼千主持《南洋经济》，而许云樵则主持《南洋史地》。
南洋学会的成立
1940年6月1日，《南洋经济》和《南洋史地》合并为《南洋文化》，由姚楠、许云樵、张礼千负责，创刊号就刊登了许云樵的《大泥考》，也就是北大年史地考证论文。
除了《南洋文化》副刊，当时原本还准备出版一系列《南洋丛书》；但是，后来得不到报馆的支持，《南洋文化》出版部在几个月后就解散了。
失去了《南洋文化》阵地之后，姚楠、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关楚璞等人成立了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由姚楠担任常务理事（后改为会长），许云樵担任《南洋学报》主编。许云樵除了组稿撰写，印刷出版，还要筹集出版经费。
（南洋学会的《南洋学报》创刊号）
1941年，星洲日报社出现人事变动，姚楠、许云樵、张礼千离开，许云樵转任中正中学高中部教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重庆政府筹设南洋研究所，张礼千和姚楠先后回去参加南洋研究所工作，许云樵由于子女多，于是留在新加坡。
文件和藏书躲过日军的搜查
1942年，日军占领新马。许云樵冒生命危险，把南洋学会的文件、学报、图书秘藏在住家的天花板夹层当中，瞒过了搜查。
1945年，日军投降，新加坡光复。许云樵与朋友创立华侨出版社，编印《华侨生活》《华侨经济》等周刊，以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中国之命运》等单行本。
1946年，受南洋编译所之聘，许云樵主编《南洋杂志》《马来亚少年》。其中，《马来亚少年》是四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少年课外辅助读物。后来，许云樵主持辑注及出版《南洋珍本文献》，首集包括[清]李锺钰著《新加坡风土记》等等。
（设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图书馆的“南洋学会书库”）
有贝之财，只能满足眼前无贝之才，反能造福千年
1949年，许云樵与友人合资成立新加坡印花铁厂，生意失败，感到灰心；姚楠鼓励他说：“有贝之财，只能满足眼前；无贝之才，反能造福千年”，许云樵大为感动，引为知己之谈。
1957年，应南洋大学之聘，许云樵担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1958年，许云樵辞去南洋学会理事和《南洋学报》主编职务，至此，一共主编了十三卷二十六册。
著名东南亚学者廖建裕教授这么评价《南洋学报》：“这是当时头一部在本地出版的，以中文为主的，有关南洋研究的学术刊物”。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华裔馆第三任馆长吴振强则评价：“在《南洋学报》出版的首二十年间，由本地人以华文为主要写作媒介的南洋研究源流在学术上所作的努力，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这个源流的发展，许云樵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1961年，许云樵收藏了数十年的各国珍贵邮票一十三本失窃，侦知为同事儿子所窃取。几次交涉，对方矢口否认，许云樵报警，对方向校方报告许云樵兴风作浪。
1963年，许云樵离开南洋大学。之后，他在麦波申路167号三楼创立“东南亚研究所”。
1963、64年，许云樵受聘于美华树胶有限公司，为研究室主任。1964年，义安学院（今天的义安理工学院的前身）成立，他受聘为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并负责四期校刊的编辑。
许云樵之博学，世所周知。廖建裕说：许云樵没修完大学课程，是自学成功的旧式学者，研究范围既广又杂，早期作品多数是有关历史地理的考据文章，也有不少有关南洋古代史的译作。
许云樵个人著述有四十余种单行本，分为著作、编纂、校注、翻译。他五六十年代作品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图书目录、地理和历史课本、医药知识、东南亚经济、东南亚华侨、语言文化。七十年代著作较少，主要为小品文。
（许云樵著作之一）
到了中晚年，许云樵遇到几次打击。
1953年，搬到加东东岭学校分租两房。姚楠：学校主持人经常找许云樵借钱，有一次许云樵不肯借，他便组织流氓偷袭，许云樵被击倒地，头颅在石角上撞裂，不省人事三昼夜，住院四十多天才康复，此事之后记忆力甚差。
1965年，首遇车祸，许云樵坐在副驾驶座位，只受微伤。1967年，被一部后退汽车撞倒，左腿骨折，手腕脱臼，住院一个多月才康复。次日即扶杖登机赴美参加国际会议；许云樵的挚友许甦吾后来回忆：“（许云樵）身心已受到很大创伤，步履至感困难”。
1970年春，许云樵与南洋大学签订合约，要把《清实录》有关东南亚部分录出并加以注释。他长时间埋头研究文献，“因日夜埋首数月，左目突眇，乃入中央医院治疗，幸得痊愈，恢复视觉。三月后，偶一低头又眇，再施手术，幸得复元，而视力已大不如前，健康亦受影响。”
1971年，许云樵舌中咬破一个洞，久医不愈。后来诊断，方知为舌癌。用放射治疗，以镏针452支，交叉插入舌中……约一周。此一周他形容“如入炼狱，日夜不得安息，噩梦不绝。迨去针始得入寐，自是健康大损”。许甦吾说，“他应当全面退休，而他还是拼老命工作下去。”
又过数年，1978年，许云樵的学生李业霖与他见面，据李业霖的回忆，许云樵当时步履蹒跚，似乎走一步，拐一下，健康状态不佳。
许甦吾也说：“云樵兄自己的病，日益加深，隐伏载身上而不自知”。他回忆，1979年7月间，“有一天云樵兄垂头丧气来看我，告诉我他很多天失眠，服安眠药还是无效。他虽向我诉苦，还是不接受我的劝告在家休养，天天仍是去森都大厦工作。他一边求医诊治，一边编辑中国学会30周年纪念刊、张瘦石遗墨展览目录册、吴瑞甫医师遗作《四时感症论》、自著《希夷室诗文集》《文心雕虫续集》。”
许甦吾说，“上述工作已经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可以承担的，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但云樵兄乐此不疲。”
许云樵数十年来收藏东南亚史地珍贵图书三万册，住处自号“万卷楼”。1980年，许云樵贫病交迫，准备卖书，筹钱治病。北京大学、一批日本华商打算购买，但许云樵不希望这些书离自己太远。
吉隆坡马华公会有意购买，准备放置到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内，双方议价15万元，几乎成交之际，新加坡《新国家午报》社论认为不应外流。新加坡森都发展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许木荣挺身而出，拨出地点作为藏书地点，聘请全职管理员，保留“东南亚研究所”名称，收藏室内设办公室给许云樵作研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