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印尼林火影响，新加坡近日空气品质处于不健康水平。 （张俊杰摄）
作者 李国豪
在新加坡，居民因邻居在家吸烟，被迫吸入二手烟的争议屡见不鲜。
这虽仍无法可管，但再不济，紧闭门窗多少还能将伤害减到最低。
然而，大气环流不受国界约束，面对邻国飘来的烟霾时，没有物理屏障的天空，让一切防御都显得力不从心。
印度尼西亚林火引起的烟霾，正是这种挡也挡不住的“二手烟”。
根据国家环境局官网星期二（9月8日）晚间发布的消息，由于苏门答腊南部与加里曼丹部分地区天气将持续干燥，烟霾风险依然存在，新加坡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料介于适中至轻度不健康水平。
据《联合早报》报道，诊所因呼吸道疾病求诊的病人也有增加趋势。
烟霾几乎已是新加坡年复一年面对的挑战。
今年适逢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旱季，更导致因印尼林火而起的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
据估计，印尼林火灾害已经比同为厄尔尼诺年的2019年及2023年来得更严重。印尼林业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印尼已有约20.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不过，气候现象虽会加剧灾情，但人为点下的火种，才是本区域跨境烟霾数十年来无法解决的主因。
一方面，印尼当地持续存在“用火清地”的情况。大小企业为了降低清理大片土地的成本，在准备转为商业用途的林地时，往往舍弃动用机械及人力砍伐等较高成本的做法，反而选择“一把火烧掉”。
此外，自印尼前总统苏哈多时代以来，当地长期沿用的土地利用模式，例如大规模开发热带雨林和泥炭地，用于伐木、种植园，以及各种大型发展项目，也导致生态系统变得更脆弱，致使泥炭地的水分被排干，继而引发难以扑灭的地下火，进一步加剧了防灾难度。
对于这种烧芭清地的做法，印尼当局执法不力，加上救灾能力受限，连带导致周边国家也经常“被拖下水”。
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本波霾害的苦主，东马砂拉越的空气污染指数甚至达到危险指标，迫使当地的西连（Serian）省一度颁布紧急状态。
面对来自印尼的“二手烟”，新加坡和马国等印尼周边国家能采取的行动却始终有限。
2003年生效的《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缺乏制裁机制。这与东盟强调共识、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有关，即使成员国不履行相关义务，争端也只能通过协商或谈判解决。
新加坡也曾在2014年通过《跨境烟霾污染法令》，这项法令允许我国当局针对发生在境外、但导致或促成新加坡烟霾污染的行为采取行动，包括对部分违法行为处以最高200万元罚款。
然而至今为止，我国并未公开确认援引上述法律起诉并定罪的案件。
除了东盟机制及外交途径，新马两国近年来也多次向印尼当局献议提供消防人员、人工降雨及火点检测等技术援助，但在多数情况下遭雅加达当局婉拒。
这最终导致本区域的跨境烟霾问题只能仰赖对方善意。
然而，只要放火烧芭这种低成本清理土地的手段有利可图，且高度仰赖土地收入的印尼地方当局不严加作为，邻国恐怕也只能被动吞下烟霾的苦果。
人为烧芭屡禁不止，是治理的失效、问责机制的薄弱，以及根深蒂固的利益驱使所致。这些结构性诱因一日不除，跨境烟霾将会是反复上演的政治与经济治理失能。
面对这一恶性循环，区域国家不能总是消极等到林火发生再来灭火，烟霾袭来再要求民众戴上口罩，减少户外活动。东盟机制过度受限于尊重主权与寻求共识的原则，使其在应对跨境烟霾上显得软弱无力，欲解决这一困扰各国多年的“二手烟”，就必须打破窠臼，采取更具实质约束力的强硬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