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红蚂蚁在地铁站月台等车时，遇到一对母子。
儿子看起来像个小学生，身体不停地左右摇晃，还不时发出怪异的声音。经过的路人都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母亲只能尴尬地微笑示意。
但这微笑背后的心酸，又有多少人能体会？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和综合诊疗所去年针对18个月大的孩童展开的一项研究：
前来求诊的5336名孩童中，自闭症的病发率为1.1％，相当于每100名孩童就有一人患自闭症。
比起2016年每150名孩童有一人患病，似乎有增加的趋势。
绘画可以帮助自闭症儿童管理情绪。（联合早报）
勿把自闭当顽皮
不过，卫生部澄清，这并不代表自闭症越来越普遍，而是家长对孩子发育迟缓的意识有所提高，及早带孩子接受检测。
43岁的软件工程师Dylan Lau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坦言，后悔没有早点发现儿子的病情，错过了早期介入治疗的“黄金时期”。
他说，儿子从小就对风扇和火车情有独钟，但一听到吸尘机或搅拌机的巨大声响，就会情绪失控。
“由于他是第一胎，我和妻子都以为他只是有点顽皮罢了。”
直到儿子跆拳道班上的同学提出反馈，他才察觉不妙，立即带儿子求诊。
多观察孩子的行为举止是否异常。（海峡时报）
儿子被诊断患上中度自闭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儿子会做出那些失控行为。接受了他的病情后，我们才有办法更好地帮助他。”
在医生的建议下，Dylan Lau将儿子从主流幼儿园转到婴幼儿早期介入服务中心。
如今，他的儿子已经11岁，在专为特需学生而设的新光学校（Pathlight School）念四年级。
包括新光学校在内，新加坡目前有25所特殊教育学校，供七岁至18岁的特需学生就读。
过了18岁，毕业后的路又该怎么走？这也是Dylan Lau心头的一块大石。
“特需学校无法为学生安排工作，这个责任得由父母承担。”
“我的儿子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能否融入社会群体生活？”
新光学校是新加坡的25所特殊教育学校之一。（联合早报）
离开了特需学校 何去何从？
为了帮助18岁以上的自闭症患者培养自理能力，新加坡自闭症资源中心从今年中开始推出“辅助生活与培训计划”，让他们通过三天两夜的住宿体验，练习如何整理房间、洗衣服和准备三餐等家务。
至今已有八人参与培训，28岁的朱峻纬是其中一人。
他在三岁那年被诊断患有自闭症，一向怕火又怕热，从不敢在家里下厨。
母亲戴玉凤担心自己过世后，无人照顾独生子，因此平时会提醒他学做家务。
少了母亲的陪伴，朱峻纬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尝试炒蛋。
“妈妈不在这里，我只好自己做家务。自己动手做早餐后，我现在比较有信心独立生活了。”
少了母亲的陪伴，朱峻纬终于自己动手做家务了。（联合早报）
尽管近年来有更多企业愿意聘请特需者，自闭症患者的求职路并非一帆风顺。
毕业于励仁高中的谢淑仪（30岁）拥有记账与会计方面的证书。她在毕业后从事过操作员和销售助理等工作，但月薪只有1000多新元。
谢淑仪告诉《联合早报》，她在工作时偶尔会自言自语，对工作流程也会详细提问。这些都是她自我调适的方式，不料却引起一些同事的误解和反感。
“我不知道如何在工作环境中表现自己，同事也不理解自闭症患者的行为，所以与他们相处得不太融洽。”
谢淑仪工作时偶尔会自言自语，不料却引起一些同事的误解和反感。（联合早报）
自闭症资源中心主席、中区市长潘丽萍也观察到这一点。她在社媒上直言：
“当自闭症患者过了18岁，不论是资源配对，或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的需求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口。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这些缺口。”
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恐怕要快也快不了。
非营利组织Trampolene创办人陈永发透露，一家从未聘请过特需者的企业，从了解阶段到真正做好聘请准备的过程，通常需要至少一年时间。
社会服务机构SPD（前称新加坡体障人士协会）就业与培训助理总监李惠玲也指出，向SPD寻求援助的求职者当中，有的待业超过一年才找到工作。
由政府机构、企业和社服机构组成的“2030年加强残障服务总蓝图”工作小组今天（9月16日）发表首份报告，建议政府为雇主提供更多资助，加强企业推进“包容雇佣”的能力。
目标是在2030年把包容雇佣的企业增至1万个，其中三成必须聘请超过一名特需者。
下次在外消费时，若遇到患有自闭症的服务人员，请大家给予多一点包容，多一份理解，让他们有机会掌握技能、自力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