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新加坡的建筑行业中，有一群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建筑师。他们带着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来到新加坡，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渐成长为有着自己独特设计理念的建筑师。他们为什么选择建筑师作为职业？他们是怎么来到新加坡？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是怎么在新加坡成长为建筑师的？
本文根据
建筑设计师木（化名）的采访稿整理而成
我大汗淋漓地冲出建筑设计事务所，公司门口香火很旺的弥勒佛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笑容。我长长地抒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这一切。”
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我好像被捆绑在了办公室，工作越做越多，人越来越累。
想想2016年从苏州回到新加坡工作的这段日子，好几天没见着孩子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晚上还没回来，他们睡了；等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他们还没醒。
福建莆田车站站房项目投标的失败，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辞掉了工作。
01
最初的物理学专业和我的她
2006年在牧师见证下，我和溪子终于在新加坡的一家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那一年，我29岁，大学本科第四年；溪子27岁，博士第四年。
1996年，我参加了中国的高考，顺利以较高的分数考入了南京市的A高校。那个时候年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凭着要实践在科学家传记里所阅读到的科学情怀，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物理学来作为我大学本科的专业。
当我水到渠成地读到A高校物理学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却找不到我所要的情怀了。在实验室里，大家谈论的不是科研，而是怎样能够拿到funding(资金)；教授们为了多发一篇论文，为了让数据好看一点，屡屡编数据改图表是常见的事。
在人生的黑暗中，我在校园网的BBS论坛上结识了同为A大学的溪子，溪子成为了我的情怀，我们恋爱了。那一年，我25岁，研究生二年级；溪子23岁，大学四年级。
然而，伴随着我们恋爱开始的，是从新加坡到南京的异地恋。
02
“偷偷报了新加坡B大学建筑学专业。”
大四毕业后，溪子参加了新加坡B大学的一个项目。这意味着她要在新加坡培训一年，工作两年。在国内的A大学里，我在物理学科研的苦海里屡屡受挫。
为了结束让人煎熬的异地恋，我决定从头开始。我瞒着自己的父母偷偷报了新加坡B大学建筑学专业的本科。溪子这时已经申请到了B大学博士。
选择建筑学一方面我觉得是一种传承，母亲是国内的建筑师，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比起一个人默默地在实验室里对着机器，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去关注人、社会和文化。
接到了新加坡B大学的面试通知后，我从朋友那里借来了3000新币，作为存款证明；与在A大学艺术学院教美术的同学学素描；去上海办理去新加坡的签证。
终于，我来到了在2003年作为SARS重灾区之一的新加坡，和溪子见面了。开启了我在新加坡建筑学本科学习的生涯。
03
“更注重现代建筑的概念。”
from theupstudi
这样，我又开始了本科的学习生活。因为周围全是新加坡人，一开始不太有胆子去说英文；这边学习的方式不一样，会特别注重个人的表达和团队的合作，整个网上的教学系统也比国内发达；另外，身边的同学们都比我小。
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地融入新加坡，大学的第一年，我去乌节路做promoter(促销员)，去卖一些福利的小册子。不管我英语有多烂，至少我敢说了。
渐渐地，我也发现新加坡建筑学的教学系统跟国内的教学系统不太一样。国内的建筑的老八校（清华、天大、东南等高校）很注重像结构、数学和素描等技术的层面。
新加坡建筑学的教学系统更注重现代建筑的概念，比如说像材料、光和人的体验，也很注重生态和绿色建筑。
04
“在这个团队我的中文最好。”
在新加坡，虽然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因为有了溪子的陪伴，一切都很温暖。完成了本科的学业之后，我和新加坡所有从建筑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一样，拿到了英国皇家建筑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RIBA 1的资格证。
之后，我便进入了新加坡本地的一家中型建筑设计事务所（约50人）工作。和中国的建筑设计院不一样的是，新加坡的事务所多是私营的，人数有时可以少到一两人。
我当时在这家本地事务所的中国项目团队里工作，在一起工作的有两个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因为在这个团队我的中文最好，所以团队所有的与中文相关的文本都需要经过我的手，包括展板、ppt、设计说明和展示等。
在建筑设计行业，加班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老板要去上海出差报告，我和团队的成员一直加班到第二天下午五点才回家，中间一直都没有休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老板回来后告诉我们，汇报非常成功。
05
“中国人讲话怎么这个样子。”
It's All Chinese to Me
by Pierre Ostrowski & Gwen Penner
2008年工作一年左右，我回到新加坡的B大学去完成我的硕士学位。在学习的沉淀中，我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我一直想要在实践中尝试的一些早期的设计理念。比如一些建筑和生态技术的结合、人和空间的动态关联以及建筑的可调整性等。
硕士毕业后，我自然拿到了英国皇家建筑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RIBA 2的资格证。
新加坡的生活总有一种一眼望到头的感觉，我和太太想尝试着再蹦一下。2010年，我的太太申请到了德国一所大学的博后，我暂时放下了我的事业，跟随她一起去了德国。在德国，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2012年，我太太在德国的工作完成后，我们又回到了新加坡。我找到了本科毕业工作的那家公司里的team director(团队总监)，进入了他所开设的公司里工作。
这家公司的业务基本上是新加坡海外的业务,我工作的团队负责的是中国的项目。虽然新加坡的华人也懂中文，但是他们不一定能明白中国人所说的一些比较有暗示性和委婉的话。记得有一次，国内业主不是很喜欢我们的设计理念,想要拒绝我们。他们给我们事务所团队的人说：“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想法能够在满足某种实际情况，或者某个规范要求的情况下，是最理想的。”
我的新加坡同事却很兴奋地告诉我：“业主很喜欢我们的这个想法。” 新加坡人比较直，后来他们知道真相以后，问我中国人讲话怎么这个样子。
除了享受画图和设计之外，我还必须要直面客户，去解决现场的问题。我在这个公司慢慢从一个建筑设计师成长为一个项目的协调者和负责人。
06
“生下第三胎就意味着失去工作。”
2014年下半年，我的太太因为父母的压力回国。太太申请到江苏某高校的教职后，我们就带着大儿子和在新加坡生下的双胞胎女儿回到了中国。
我在新加坡的老板同意我代表公司在中国常驻，在家里工作，拿新加坡的薪水。这样老板也节省了我在出差上的花销。除了代表公司在中国办公之外，我也会代表公司和中国的一些设计院合作。
在苏州，我们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非常安逸，但是这样的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我的太太意外怀孕了。生下第三胎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在慌乱中，我们依靠着基督信仰，还是决定生下孩子。太太放弃了高校稳定的工作，我们离开了安逸的苏州，又灰溜溜地跑回了新加坡。
2015年，我开始重新在新加坡寻找工作，还好我之前认识一个老乡，他是一个老板。他给了我一个项目经理的工作，也是主要负责中国的项目。新加坡的公司门口放置了一个弥勒佛，信奉佛教的老板每天来上班还要读一会儿佛经。
07
嵌在村子里的博物馆
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很相似，但是会更多地接触到文化旅游类的项目。来到公司工作不久，我所在的公司就接到了河北兴隆观星小镇的项目。
兴隆天文观测站位于承德市兴隆县。因为那边承德以前是皇家园林，那一带的自然植被保存得非常好，空气也很好，所以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天文观测站。开发商就在那边建了一个以观星为主题的观星小镇。
我的任务是以观星为主题，对村子的进行改造设计，也就是把观星和农业相结合。我希望自己的设计是安全的、舒适的和充满惊喜的，是一个孕育文化的地方。同时，我希望住在里面的村民能够有身份的认同感。
我把对中国的农业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天文历法、二十四节气和观星纳入了设计，把街道改成了天文立法的一个展廊。在我的设计中，我邀请村民用自己的院子来入股，就是拿出自己一部分的院子来变成展厅或活动场所。
这样, 博物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嵌入到了村子里。村民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游客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天文观测站的历史和观星的主题通过村名和游客在这个展廊上的交互而产出了新的意义。
08
“人与自然之间最真实和最质朴的联结。”
from Rutgers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我们公司对陕西神木县天台山旅游景点进行改造的投标。这个地方的建筑和文化错综杂乱，改造的难度很大。
神木县的天台山位于窟野河和黄河的交汇处，在山上可以同时看到两条河。面对这样一个道教，佛教和红色文化交错的地方，团队的成员建议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以佛教和道教为主的一个宗教胜地。但是因为我的信仰，我不能让这样的作品从我的手里出去。
有一天晚上，我打车回家，灵感乍现 — 音乐和声音。我将这两个元素运用到了我的设计之中，把天台山设计为“音韵天台”。
以“音韵天台”为主题，我把这个区域开辟成了三个区域 — 生命之弦，山河之弦和大道之弦。生命之弦所在的地点是天台上下面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我放置了一个民间的舞台，戏曲、集市、打枣和熙熙攘攘人的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
山河之弦的地点是在山上步道的栈台上，在栈台的位置我放置了一个浮动的舞台，以及长短不一的栏杆。当观众们在不同的区域敲击栏杆时，会奏出由不同声音组合成的音乐。音乐和舞台的表演混为一体，在山河中回响。
虽然这个项目最后因为报价太高没有中标，但是这个作品设计的完整度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重要的是，在这个设计中，我去除了宗教的影响，以此希望能够产生人与自然之间最真实和最质朴的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