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街头露宿者有近半选择在组屋底层等地方过夜。（联合早报）
作者 刘智澎
组屋底层、楼梯间、游乐场、凉亭……
你可曾在这些地方发现街头露宿者的身影？
根据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一（24日）发布的《2022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本地有近半的露宿者选择在这些地方过夜。
数据也显示，去年有530人露宿街头，比起2019年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调查统计的921人，减少超过40％。
那么，这300多人去了哪里？他们已经回家了吗？
组屋区的公园光线充足，是街友“首选”的落脚处之一。（联合早报）
这份《2022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是去年11月11日晚上，由800多名义工在四小时内，徒步走访新加坡400个公共区域后撰写而成。
这些区域包括组屋底层、凉亭、游乐场、公园、熟食中心、巴刹、地铁站、巴士转换站和停车场，它们有遮盖、光线充足、附近也有餐饮等设施，是露宿者的首选落脚处。
有些街友则倾向于选择靠近工作地点的地方，以免去舟车劳顿的麻烦。
报告显示，最多街友聚集的组屋区是加冷、芽笼、红山和淡滨尼。
一些街友因与家人或室友关系不和，宁愿露宿街头。（海峡时报）
每个露宿者都有各自的故事和苦衷，但一个共同的痛点是人际关系。
近半的受访者说，与家人或室友不和，是他们最常面对的困难。
有的与家人关系破裂而无法同住；有的之前通过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申请到租赁组屋，却因跟室友合不来，无法继续居住。
其他因素包括：无法找到固定住所（39％）以及财务问题（21％）等。
八成露宿者是男性 近半超过50岁
许多人对街头露宿者的既定印象是：多数是无业人士，主要靠接受救济过生活。
但很大程度上，他们和你我一样，都在兢兢业业地打一份工，为经济作出贡献。
在接受调查访问的57名街友中，约一半是受雇人士，其中43％每周收入超过300元。
报告也勾勒出街头露宿者的基本轮廓：
80％是男性
47％是华族
48％年龄超过50岁
社区安宿处增加 过半街友却不愿求助
近年来，政府与社区伙伴携手扩大街头露宿者的援助网络。更多社区安宿处（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简称S3P）的设立，也反映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那些不再”以街为家的露宿者，有一部分相信是去了这些社区安宿处。
截至今年3月，由教会和回教堂等机构开放给街头露宿者的社区安宿处有22个。这些社区安宿处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六个过渡庇护所相辅相成，协助街友找到固定住所。
政府与社区伙伴携手扩大街头露宿者的援助网络，设立更多社区安宿处。（海峡时报）
不过，半数露宿者受访时坦言，他们不曾向政府或社区机构寻求援助。另有61％过去一年未向任何相识的人求助。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副教授何光中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
“街友露宿街头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变现状。目前较关键的工作，是如何在问题未根深蒂固之前，尽可能帮助街友脱离餐风露宿的生活。”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陈锦权博士也说：
“要应付无家可归的问题，重点是通过创新住房安排和援助方案，应付街头露宿者的不同需求。”
从2020年4月至今年3月，已有340人从过渡庇护所搬到较固定的住所。另有一小部分的贫困露宿者，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已协助他们住进政府资助的福利院。
芬兰“住屋优先”计划 无条件为街友提供住房
在2019年一场关于街头露宿者的对话会上，一名与会者提问：
“新加坡的目标是把（露宿者）数字降到零吗？这可能做到吗？”
红蚂蚁觉得新加坡或许可以参考芬兰的做法。
作为唯一一个成功减少街友数量的欧盟国家，芬兰摒弃了传统的“阶梯模式”援助措施（即让街友在不同救济阶段，进出不同的临时住所），于2008年开始实施“住屋优先”（Housing First）计划，无条件为街友提供住房。
这也让芬兰当地的无家可归人数，在10年内锐减了四成。芬兰会连续六年（包括今年）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榜上夺冠，估计与之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