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坐车经过位于欧思礼小山丘上的圣诺犹太会堂（Chesed-El Synagogue），我总会忍不住多看一眼，也一直很想走进去看看。
它离乌节路并不远，却长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很少对外开放，更像城市里一个安静而神秘的存在。
昨天一位朋友与本地犹太社群相当熟络，便问我是否有兴趣参观，而且拉比也会亲自为我们介绍，我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圣诺犹太会堂坐落在奥士利山的坡地上，与周围的城市喧闹保持着一段恰到好处的距离。
若不是特地前来，很容易在日常的通勤路线中忽略它的存在。但当真正站在建筑前，会发现它并不张扬，却自有一种稳定而内敛的庄重感。
进入之前，安保检查相当严格，因为会堂范围内还设有一所幼儿园。我们出示身份证、完成登记后，才得以入内。
这座会堂由殖民时期新加坡最重要的建筑事务所之一 Swan & Maclaren 的设计师 R. A. J. Bidwell （比德韦尔）设计。
比德韦尔是英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明星建筑师，莱佛士酒店、德意志会馆、新加坡板球俱乐部、维多利亚纪念堂，以及市政厅改建为维多利亚剧院，皆出自他的手笔。
拉比还告诉我们，比德韦尔的孙女在前几年曾专程来到新加坡，走访祖父留下的建筑，为撰写一本相关著作搜集资料。
圣诺犹太会堂采用晚期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立面布满花卉灰泥装饰，檐口线条延绵不断，整体比例厚重而稳定。
正前方的三拱式马车门廊，形成一个宽阔的过渡空间，让人从街道缓缓进入宗教场所。拱门、科林斯柱式与高大的拱形窗在建筑内外反复出现，使整体风格显得统一而克制。
走进殿内，空间顿时开阔起来。两列柱子将视线自然引向前方的圣柜。圣柜设置在抬高的平台上，朝向西方，指向犹太信仰中的圣城耶路撒冷。
其上方悬挂着一盏长明灯，象征上帝恒久的临在。拉比还提醒我们，在这里说话本身是一种不敬，可以想见在宗教仪式进行时，整个空间应当只剩下祈祷的声音。
祈祷大厅中央设有讲坛，拉比从这里带领会众诵读与祈祷。会堂的空间设计也充分考虑了新加坡的气候条件。
在空调尚未普及的年代，高挑的天花板与大量窗户让空气得以自然流通，就连长椅的靠背也采用藤编设计，使人即使在炎热天气中久坐，也不至于感到闷热。
靠近圣柜的位置，摆放着一张刻有“Manashe Meir”希伯来文名字的椅子，那是马纳西·迈耶爵士的私人座椅。事实上，他的痕迹遍布整座建筑。拉比指给我们看，会堂内外装饰中多次出现字母“M”，被巧妙地嵌入立面细节与金属栏杆的花纹之中，马纳西·迈耶爵士是会堂的创办人。
参观藏经室时，拉比特别提到，这里的经书收藏数量之多，在犹太会堂中并不多见，不少经书已有百年以上历史，最早的甚至来自伊拉克，那是一个当地仍有大量犹太社群存在的年代。
新加坡犹太社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作为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族群，犹太人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存在却异常悠久而稳定。
直到今天，新加坡仍是东南亚地区唯一持续拥有犹太社群、会堂与完整宗教生活的国家。
最早来到新加坡的犹太人，多数来自巴格达，是活跃于英属印度洋贸易网络中的塞法迪犹太商人。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随着巴格达局势动荡，不少犹太人沿着贸易航线迁徙至加尔各答、仰光与新加坡。他们初来时使用阿拉伯语，定居后逐渐转而使用马来语。
这批人构成了新加坡犹太社群的基础，其后裔至今仍约300人，被视为“亚洲最后的原生犹太社群”。拉比说，他们长相比较像是阿拉伯人，而且说的是马来语。
十九世纪中叶，犹太人开始在新加坡市中心聚居。1841年，三位犹太人在驳船码头一带设立会堂，所在的街道后来被称为“会堂街”。尽管原有建筑已不复存在，街名却被保留下来。1
873年，马纳西·迈耶回到新加坡，发现旧会堂破败不堪，遂与社群领袖决定在滑铁卢街兴建新的马根阿波犹太庙。随着人口增长及礼仪差异的出现，迈耶又在奥士利山的私人庄园内兴建了圣诺犹太会堂，并于1905年落成。
1922年，爱因斯坦到访新加坡时，来过这里，并形容这是一座“为人与上帝沟通而建的壮丽会堂”。
到1930年代，新加坡犹太人口已增至八百多人。日军占领期间，人口一度达到一千五百人，战后却因大量移民而急速减少。
直到1980年代末，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与国际化进程加快，来自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才再次逐渐增长，因此目前犹太会堂内还设有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