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聪近照
新加坡华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一段相当辉煌的时期。1968年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华乐团成立，掀起另一个高潮；70年代中，人民协会成立了人民协会华乐团，华乐开始成为职业性的工作；1996年正式成立新加坡华乐团，敦请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为赞助人，又掀起另一个高潮。2002年起至今，叶聪在新加坡华乐团整整担任20年的音乐总监。
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的办公室里，与叶聪做了长达数小时的访谈。叶聪回忆：他第一次到新加坡是在1979年，当时他跟着中国东方歌舞团到新加坡演出，演出相当轰动。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交，能够到新加坡演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叶聪还告诉我，东方歌舞团歌唱节目中唯一的一首新加坡歌曲，就是我所创作的《杨桃结果满山岗》。演唱者是女高音高曼华，为高曼华伴奏的便是他。我听了颇感意外，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记得演唱者，很少会注意到伴奏。不过我特别欣赏他的豁达和真诚，因为有些人成名以后，很怕别人提起他的过去。他却如此坦然地叙说他的故事，令我感到钦佩。
受邀到新加坡任客席指挥
叶聪第一次受邀来新加坡指挥，是在2001年。他通过在香港雨果公司的新加坡音乐家易有伍的推荐，应新加坡华乐团董事会副主席周景锐的邀请，担任新加坡华乐团其中一场音乐会的客席指挥。当时新加坡华乐团的前指挥胡炳旭刚刚离职，乐团暂由来自上海的夏飞云教授代指挥。音乐会过后，他于2001年9月11日搭飞机回美国，却碰上了当时美国的911事件，飞机只好拐个弯到加拿大，再乘车回返美国。
叶聪说：刚回到美国不久新加坡马上来了电话问候他的安全，使他感受到新加坡的人情味，留下极佳的印象。几个月后，又接到来自新加坡的电话，邀请他成为华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使他感到意外！因为他在美国从事西乐的指挥，怎么会向他发出这样的邀请呢？
后来新加坡华乐团再次邀请叶聪到新加坡访问交流，周景锐先生告诉他有关新加坡的情况：“你来指挥过我们的乐团，团员反应很好。同时你是中国出生的，你的周围也有许多华乐大师，又在东方歌舞团任钢琴手，对东方的歌曲和乐曲肯定也熟悉。而新加坡要成立的是一个具有本地色彩，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乐团有不同风格的乐团。你是东方人，又懂西乐，所以更加适合我们。”
叶聪说，也的确如此。
1950年他在上海出世，5岁就开始学钢琴，妈妈是声乐家，因此经常叫他伴奏，也就这样培养了他对旋律和节奏的敏感性。叶聪说：“谁能让乐队发出像歌唱的声音，谁就成功了。因为歌唱有气息、有感觉、有线条、有高潮、有低潮……”
10岁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他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当时的校长是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太太姜瑞芝。学校采取俄国教学系统，逐年淘汰，竞争很激烈。叶聪本来应该在1969年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但刚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延迟了3年，到1972年才毕业。他从10岁进音乐学院开始，一直到22岁毕业，共花了12年，是系里最出色的钢琴手之一。
分配到安徽省音乐学校
1972年毕业后，叶聪被分配到合肥的安徽省艺术学校教钢琴。在安徽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民乐大师，例如唢呐大师刘凤鸣（唢呐演奏家丁怀成的老师），他吹起《百鸟朝凤》音色优美，像一把小提琴，令他叹为观止。还有一位叫尹明山的盲人笛子演奏家，他的《百鸟音》吹得简直是出神入化。刘凤鸣当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人特别好，每次经过他的房间，都会请叶聪进去听他演奏。
本来被分配到安徽合肥而不是北京或上海，叶聪感到很压抑、也很失望，却想不到因祸得福，有机会接触到当地许多华乐名家和大师。民间音乐丰富的音色、独特的韵味和多姿多彩的呈现方式让他大开眼界，在他脑海中种下了华乐的种子。如今想起来，感觉一切都似乎都是注定的，注定他这一生与华乐结缘。
在安徽的那段时间，他还被派去下乡。定远在当时算是穷乡僻壤，农民生活现在看来非常艰苦，无电无自来水，更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但他们却很自足快乐。叶聪的任务是帮忙村民，他自己也学会插秧、挑水等，晚上就主动给乡亲们唱歌。每天晚上，村民都来听他唱歌，就像赴音乐会一般。那次他瘦了十多公斤，又得了疟疾，但他却庆幸自己有机会体验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这么辛苦却自得其乐的生活。他也庆幸这段时间的“吃苦”，造就了他后来坚韧不拔、孜孜不倦追求梦想的性格。
后来叶聪考进了北京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为他试音后立刻说：“我要定你了！”，原因是钢琴家很容易找，但要找到一个懂得歌唱，能为歌唱家伴奏的人就不容易了。王昆特别欣赏他声乐伴奏的能力。那个时候要从安徽申请进北京是困难的。王昆说：“不用担心，我来安排”。当时王昆也刚刚平反，但性格豪迈的她亲自到当时的华国锋主席那里讨一个进京的位子，又向安徽一把手万里要求把叶聪调到北京。叶聪说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王昆对他的大恩大德。北京那么多钢琴家，但王昆却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他从安徽调到北京。
东方歌舞团到新加坡演出
在东方歌舞团中，叶聪主要是为几位著名的歌唱家：高曼华、远征、郑绪岚、蒋大为等伴奏。工作了两年后，1979年东方歌舞团访新演出大获成功。当时新中尚未建交，内政部派了很多人在演员们住的饭店驻守，一般人都不准与演员近距离接触。但在那个对艺术的追求如饥似渴的年代，爱好音乐的人都不肯放过学习的机会，想方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有人通过关系，有人从厨房、从连接的房间进入。也许看门人员也是一眼张一眼闭，所以新加坡人才有机会和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学习。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和热枕，感动了叶聪。
来新加坡演出对叶聪最大的震撼是：为什么同样是由华人治理的国家，新加坡可以做得这么有秩序、这么进步？中国却似乎少了一些东西，所以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些国外一流的指挥家与乐团：如柏林爱乐乐团的卡拉扬、费城交响乐团的奥曼迪、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泽征尔……他看了他们指挥以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文革误了他10年，现在他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件乐器，那就是乐队。他决心要成为像小泽征尔这样的指挥家。
目标确定以后，叶聪就申请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妈妈的姐夫，当时与李德伦齐名的指挥家韩中杰也对他说：“你应该去学指挥，现在中国很缺这类人才。”通过妈妈和韩中杰的介绍，当时已经29岁的叶聪，在院长丁善德和桑桐的帮忙下，1979年破格录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而且立刻跳级到二年级。
同时叶聪也开始计划出国学习。1980年，他通过父母朋友的帮忙，母亲在美国的老同学，世界著名男低音斯义桂教授的推荐，叶聪和妹妹顺利拿到美国Eastman School of Music的入学证。托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福，他于1981年飞往美国纽约。
到达纽约以后，一位台湾著名音乐家张己任见叶聪已是31岁的人了，比较成熟，所以建议他不要到Eastman，留在纽约这个大都会，找一间音乐学院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但那时候许多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已经过了，他尝试报考两间音乐学院都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找到Mannes College of Music，赶上了最后一次的入学考试。这间学院虽小，却有不少知名的音乐教授。
进入Mannes College of Music
叶聪一路过关斩将，被接受入学时，却大著胆子告诉考官们：假如学院录取他了，希望能给他全额奖学金，不然即使考上了也无钱上学。想不到当天晚上院长Dr.Kauffman就打电话通知他学院已经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了。他当时感动得流下眼泪：“可见天无绝人之路，凡事都要敢于尝试、争取，才有机会！”
入学以后，叶聪被分配给纽约最棒的钢琴教授NadiaReisenberg，是一位俄国裔犹太人音乐家，她的学派是从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一路传下来的系统。指挥老师则是担任过美国几个著名交响乐团首席的Sidney Harth。叶聪发觉自己的英文比较弱，教授又带着欧洲口音，很难理解。他就直接请教授喝茶，想私下请教。教授真的和他去喝茶了，而且还抢先付了茶钱，在功课上更帮了他不少忙。他就是凭著敢做敢闯的精神，过了一关又一关。
同一时期，为了赚取生活费，他通过友人的介绍，到一间教会为唱诗班伴奏。在教会里遇见到一位漂亮的姑娘秀兰。叶聪英文不好，所以念起艺术史Arts History非常吃力，而这位姑娘就帮他准备功课，结果两年过去，他得了一个Mannes学院颁发的特别奖：平均全校最高分奖。而这位美丽的姑娘后来成为叶聪的妻子。
▲叶聪与结发39年的妻子秀兰
他在纽约认识了著名钢琴家Garry Graffman。他很赏识叶聪，就推荐给美国交响乐联合会总裁Catherine French，通过她的关系，认识了纽约一些主要的艺术经纪人。当时有一个指挥比赛，目的是为美国交响乐团寻找和打造未来的音乐总监。入选可签三年合同，立刻办永久居民证。
第一轮考试有100多个考生，他被豁免了，直接进第二轮，是试指挥美国10大交响乐团之一的圣路易斯交响乐团（St.Louis Symphony Orhestra）。他回忆说：“考试第一轮12人，第二轮4个人。我看一下应征者都是高头大马、西装革履，更像指挥的洋人。自己是唯一身材瘦小的亚洲人，穿的是牛仔裤。心里想是没有机会了，所以反而放下包袱，没有心里负担。考试反而轻轻松松就过关了。”
下一关的考试是指挥一首当时没听过的新曲子——Copland写的《墨西哥沙龙》，他打电话给在加利福尼亚的老师Murry Sidlin请教，老师倾囊以授，谈了一个多钟头，知道他是穷学生，还帮他付电话费。结果考试也通过了。
考进圣路易斯交响乐团
最难的一关是由小提琴手独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的一段，他故意用各种不同的Rubato（自由板或散板）来演奏。在没有预先排练的情况下，叶聪必须跟他的演奏的拍子紧密的配合。这对他反而不是太难，因为平时为歌唱家伴奏，就必须与歌唱家紧密配合，所以这位小提琴家就算如何刁难也难不倒他，这一关他也通过了。
叶聪回忆当时面试时，就凭著不灵光的英语，敢敢说出自己对音乐和指挥的看法，想不到却得到了考官们的赞同。考官对他说：“音乐是一门表现的艺术，你很敢于把内心的想法表现出来，所以你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人。”
1983年叶聪与太太完婚，1984年就带着太太到St.Louis去，成为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圣路易斯交响乐团（St.Louis Symphony Orhestra）的助理指挥，开始了指挥交响乐之旅。叶聪跟着乐团总监Leonard Slatkin学习，获益良多。3年约满之后他预约不断：首先是Florida Orchestra驻团指挥两年；1988年底到印第安纳州的南湾交响乐团（South Bend Symphony Orchestra）任音乐总监；后来任纽约奥尔班尼交响乐团（New York Albany Symphony Orchestra）首席客座指挥，又收到欧洲许多国家的聘约，为许多个交响乐团的客席指挥；90年代受邀到香港任香港管弦乐团客席指挥。后来他和一些朋友在香港创立了香港小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叶咏诗）。
▲2019年，新加坡华乐团欧洲巡演第一站——柏林。叶聪与小提琴家甘宁同台，于柏林音乐厅演出
叶聪曾指挥过北美交响乐团有：旧金山、明尼苏打、南湾、芝加哥、西北印第安纳、佛罗里达、纽约奥尔班尼、旧金山、纽哈芬、卡尔加里等交响乐团，还有罗彻斯特管弦乐团。欧洲方面有俄罗斯、波兰、捷克、苏格兰BBC等交响乐团、法国电台爱乐乐团。日本则有新星交响乐团。中国有国家、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西安、昆明、深圳、澳门等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上海爱乐乐团等。指挥过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有中央、上海、天津、广州、苏州，还有台湾、台北市、高雄等地国乐团，以及澳门、香港中乐团。这使他累积了许多指挥华乐团的经验。
与华乐结缘
提起与华乐的渊源，应该从他的妈妈张仁清教授说起。他的妈妈是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所以她有许多好朋友都是华乐名家，譬如当时与蒋风之齐名的二胡大师陆修棠（闵惠芬的老师），另一位是被称为“琵琶大王”的卫仲乐。他跟着妈妈，也经常接触到许多西乐和华乐名家。叶聪在上海音乐学院14年当中，许多同班同学都学华乐，在安徽下乡的那段时间也常听到华乐演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华乐的根早已经深深植入他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