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要长期保持连贯和稳定，关键不是“遍寻长生不老的仙丹”，而是做好领导交接。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10月4日在“亚洲前瞻峰会2023”的一场对话会上表明了这点，并阐述建国总理李光耀关于政治领导交接的指导原则：
物色从政动机正确又能干的人，把他们带入团队，给他们机会学习和吸收经验，然后把棒子交到他们手上。
张志贤也说，年轻部长征求李光耀的意见时，他都会这样反应：
“他会分享他的观点，但总是会说：‘你们决定，因为现在是你们在驾驶座上’。”
这种用人不疑的风格，也体现在另一名前内阁部长的身上。
他堪称李光耀的首席“星探”，擅长发掘政坛明日之星，却早在1974年，担任部长大约四年后，就向李光耀表达卸任的意愿，让后者大为震撼。
一席话提醒建国总理致力接班工作
韩瑞生在1970年从政之前，曾担任经济发展局和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海峡时报）
这人就是在1970年至1983年之间担任财政部长的韩瑞生。
他于1970年接替吴庆瑞担任财政部长，却在1974年，也就是自己年近六十的时候，向李光耀提出卸任的意愿。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忆述道：
“（这段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决意不在这方面棋差一著，在退下来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托在可靠的人手中。（投资者）看出（韩瑞生）年事渐高，开始从旁观察，除他之外在他之后，有谁能接棒，然而却看不出哪位年轻的部长有潜力升任财政部长。”
韩瑞生从他遇过的多位美国大企业总裁身上取经，这些总裁得在65岁退休，而他们的最后几项任务，就包括找出接班人，测试他的能力，并予以培训。
韩瑞生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结构也应该有类似的安排。
因此，在担任财政部长之余，韩瑞生也和李光耀密切合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寻觅第二代领导人。
行动党原本希望党支部会产生人才，但直到1968年才意识到，党工当中没有能够担任部长的人才。
随后，他们把目标锁定拥有博士学位的候选人，但也很快发现政治候选人需要的特质，不只是能够掌握事实数据，写好一篇博士论文或当一名优秀的专业人员那么简单。
因此，在1976年，行动党领导层转而吸引已经成为业界领袖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并着意提拔他们，让他们迅速担任党内要职。
眼光独到 用人不疑
韩瑞生所物色的人才当中，包括几位家喻户晓的第二代新加坡政治领袖：吴作栋、陈庆炎、丹那巴南。
韩瑞生（右）与吴作栋在峇耶利巴机场，准备启程前往芭提雅出席1977年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海峡时报）
其中，吴作栋虽然几乎没有领导企业的经验，却在短短几年内使海皇轮船转亏为盈，因而引起了韩瑞生的注意。
吴作栋随后也接受韩瑞生的邀请，加入人民行动党，展开44年的政治生涯。
为了栽培吴作栋，韩瑞生在1979年做出了当时前所未有的决定，也就是委任时任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吴作栋宣读财政预算案。
更令人惊讶的是，整份财政预算案是吴作栋所草拟，韩瑞生仅仅附上一份手写的字条，就将预算案一字不改地呈交给总理李光耀。字条上简短地写着：
“这是高级政务部长所准备的财政预算案。”
吴作栋后来在回忆录《高难任务》中也指出，这是韩瑞生考验行动党年轻部长的方式。
“如果我能准备好财政预算案，就表示我有能力接任财政部长。”
那份财政预算案后来获得总理批准，吴作栋也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继续以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的身份宣读财政预算案。
1981年，陈庆炎带头创立国家电脑局（National Computer Board, 简称NCB）的时候，向韩瑞生申请1亿1千万新元的预算，同样获得韩瑞生的全力支持。
韩瑞生用人不疑的作风，不仅反映了他对下属的信任，也体现他宽仁待下的特质。韩瑞生过世后，吴作栋在悼文中这样回忆道：
“（韩瑞生）只要在语气或公文中透露一丝不快，就足以鞭策他的下属加紧努力。他的措辞并不严厉，但他的下属单是知道自己让他失望或感到不快，就会觉得内疚。”
韩瑞生的葬礼上，建国总理李光耀与时任副总理吴庆瑞位于前排，时任国防部长吴作栋则在第二排。（海峡时报）
到了80年代初，行动党第二代领导班子已经大致成形，但遗憾的是，一直期待引退的韩瑞生却在1983年10月因心脏病去世，来不及卸下部长职务。
在他的葬礼上，开国元老李光耀和吴庆瑞位于前排，代表新一代领导的吴作栋和丹那巴南则在第二排。
这一幕背后的象征意义，可说有赖于韩瑞生对领导更替的执著，以及他识才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