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策要長期保持連貫和穩定，關鍵不是「遍尋長生不老的仙丹」，而是做好領導交接。
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10月4日在「亞洲前瞻峰會2023」的一場對話會上表明了這點，並闡述建國總理李光耀關於政治領導交接的指導原則：
物色從政動機正確又能幹的人，把他們帶入團隊，給他們機會學習和吸收經驗，然後把棒子交到他們手上。
張志賢也說，年輕部長徵求李光耀的意見時，他都會這樣反應：
「他會分享他的觀點，但總是會說：『你們決定，因為現在是你們在駕駛座上』。」
這種用人不疑的風格，也體現在另一名前內閣部長的身上。
他堪稱李光耀的首席「星探」，擅長發掘政壇明日之星，卻早在1974年，擔任部長大約四年後，就向李光耀表達卸任的意願，讓後者大為震撼。
一席話提醒建國總理致力接班工作
韓瑞生在1970年從政之前，曾擔任經濟發展局和新加坡發展銀行主席。（海峽時報）
這人就是在1970年至1983年之間擔任財政部長的韓瑞生。
他於1970年接替吳慶瑞擔任財政部長，卻在1974年，也就是自己年近六十的時候，向李光耀提出卸任的意願。李光耀在回憶錄里憶述道：
「（這段話）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我決意不在這方面棋差一著，在退下來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託在可靠的人手中。（投資者）看出（韓瑞生）年事漸高，開始從旁觀察，除他之外在他之後，有誰能接棒，然而卻看不出哪位年輕的部長有潛力升任財政部長。」
韓瑞生從他遇過的多位美國大企業總裁身上取經，這些總裁得在65歲退休，而他們的最後幾項任務，就包括找出接班人，測試他的能力，並予以培訓。
韓瑞生認為，新加坡的政治結構也應該有類似的安排。
因此，在擔任財政部長之餘，韓瑞生也和李光耀密切合作，為人民行動黨政府尋覓第二代領導人。
行動黨原本希望黨支部會產生人才，但直到1968年才意識到，黨工當中沒有能夠擔任部長的人才。
隨後，他們把目標鎖定擁有博士學位的候選人，但也很快發現政治候選人需要的特質，不只是能夠掌握事實數據，寫好一篇博士論文或當一名優秀的專業人員那麼簡單。
因此，在1976年，行動黨領導層轉而吸引已經成為業界領袖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並著意提拔他們，讓他們迅速擔任黨內要職。
眼光獨到 用人不疑
韓瑞生所物色的人才當中，包括幾位家喻戶曉的第二代新加坡政治領袖：吳作棟、陳慶炎、丹那巴南。
韓瑞生（右）與吳作棟在峇耶利巴機場，準備啟程前往芭提雅出席1977年的東協經濟部長會議。（海峽時報）
其中，吳作棟雖然幾乎沒有領導企業的經驗，卻在短短几年內使海皇輪船轉虧為盈，因而引起了韓瑞生的注意。
吳作棟隨後也接受韓瑞生的邀請，加入人民行動黨，展開44年的政治生涯。
為了栽培吳作棟，韓瑞生在1979年做出了當時前所未有的決定，也就是委任時任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的吳作棟宣讀財政預算案。
更令人驚訝的是，整份財政預算案是吳作棟所草擬，韓瑞生僅僅附上一份手寫的字條，就將預算案一字不改地呈交給總理李光耀。字條上簡短地寫著：
「這是高級政務部長所準備的財政預算案。」
吳作棟後來在回憶錄《高難任務》中也指出，這是韓瑞生考驗行動黨年輕部長的方式。
「如果我能準備好財政預算案，就表示我有能力接任財政部長。」
那份財政預算案後來獲得總理批准，吳作棟也在接下來的兩年內，繼續以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的身份宣讀財政預算案。
1981年，陳慶炎帶頭創立國家電腦局（National Computer Board, 簡稱NCB）的時候，向韓瑞生申請1億1千萬新元的預算，同樣獲得韓瑞生的全力支持。
韓瑞生用人不疑的作風，不僅反映了他對下屬的信任，也體現他寬仁待下的特質。韓瑞生過世後，吳作棟在悼文中這樣回憶道：
「（韓瑞生）只要在語氣或公文中透露一絲不快，就足以鞭策他的下屬加緊努力。他的措辭並不嚴厲，但他的下屬單是知道自己讓他失望或感到不快，就會覺得內疚。」
韓瑞生的葬禮上，建國總理李光耀與時任副總理吳慶瑞位於前排，時任國防部長吳作棟則在第二排。（海峽時報）
到了80年代初，行動黨第二代領導班子已經大致成形，但遺憾的是，一直期待引退的韓瑞生卻在1983年10月因心臟病去世，來不及卸下部長職務。
在他的葬禮上，開國元老李光耀和吳慶瑞位於前排，代表新一代領導的吳作棟和丹那巴南則在第二排。
這一幕背後的象徵意義，可說有賴於韓瑞生對領導更替的執著，以及他識才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