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专家表示，在校园袭击阴谋曝光后加强校园安保，短期内虽能带来安全感和保障，但可能会在无意中让学生习惯一种“恐惧文化”。
专家指出，虽然物理安保有其作用，但防止学生陷入激进化同样重要。这包括与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让他们在接触到危险内容或面临困难时能够寻求解答。
周一（7月27日），内部安全局（ISD）表示，已拘留三名在网上自我激进化的青少年，其中两人计划在学校发动袭击。
一名14岁男孩起草了一份长达21页的宣言，详细描述了袭击计划，并向当局承认他本打算实施刺杀。他在计划实施前几周被捕，ISD称这次拦截可谓“惊险万分”。
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全球安全与战略负责人 Razwana Begum 副教授表示：“学校必须保持让学生感到安全的地方，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感到被信任。”
“除非威胁评估明确要求，否则我们应谨慎操作，避免无意中创造出像高安全级别设施那样的环境。”
她认为，与物理安保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学生与成年人之间信任的关系、可获得的心理咨询支持、威胁评估能力，以及一个能够及早提出担忧的校园文化。
当地非营利组织 The Whitehatters 的创始人 Shahrany Hassan 女士表示，虽然学校需要稳健的安保计划，但她会对“将学校变成高度防御空间”持谨慎态度。
“如果学生每天早晨都必须通过金属探测器，这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他们对学校的体验。它在潜意识里传递了一个信号：学校是一个预期会出现危险的地方，而非例外，”她解释道。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创造一个让恐惧变得常态化的环境。”
Razwana 副教授指出，虽然加强物理安保可能会给部分家长提供安慰，尤其是在此类事件发生后，但这不应是唯一的考量因素。
她说：“物理安保有其作用，但它应该是对构建具有韧性和连接感的社区工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Shahrany 女士表示，学校社区处于绝佳位置，能够察觉到那些缓慢激进化的人员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学生通常在成年人之前就注意到朋友的变化，而教师每天与学生相处数小时。
她解释说，在安保措施发挥作用之前，他们就可以介入并产生真正的影响。
在那个14岁男孩的案例中，学校里有人注意到了他激进化的迹象并向当局报告。
高级部长 K Shanmugam 周一表示，“你不能把每所学校都变成要塞”，需要在安全与自由流动之间寻找平衡。
体系是否有效？
专家表示，虽然新加坡目前预防和检测自我激进化的方法行之有效，但挑战的节奏和复杂程度正在演变，当局需要适应。
“我对于将其描述为失败或完全成功都持谨慎态度。这些青少年在实施计划前被识别出来，本身就表明我们的安全和社区体系在发挥作用，”Razwana 副教授说。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环境已变得复杂得多。今天的年轻人接触的是 AI 生成的内容、沉浸式游戏环境、加密平台以及日益复杂的社交媒体算法。”
拉惹律南国际研究学院（RSIS）安全研究教授 Rohan Gunaratna 表示，如今激进化的路径正在缩短，政府和社区合作伙伴需要行动得更快。
“从孩子或青少年接触到激进暴力内容，到被激进化，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周。因此，家长、同伴和教师需要保持警觉，立即向当局报告任何可疑情况，”他说道。
他补充说，新加坡的趋势反映了全球范围内被恐怖主义吸引的个体年龄越来越小的模式。
然而，Gunaratna 教授认为，新加坡的“规模小、政治领导层受过良好教育且公务员系统高效，使得数字发展与信息部、内政部和教育部之间能够进行跨部门协作”。
“许多其他政府还在努力理解和识别这种威胁和风险，更不用说解决它了。”
Razwana 副教授表示，最近的案例应被视为学习机会，以了解是什么让这些青少年变得脆弱、出现了哪些预警信号、谁注意到了这些信号，以及在何处可以进行更早的干预。
超越法律
专家还指出，单靠法律和法规并非解决方案。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激进化通常反映了脆弱性、身份认同形成、感知到的委屈以及对归属感的追求的结合，”Razwana 副教授说。
“网络环境仅仅是加速并强化了这些过程。这意味着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同样全面。”
她表示，除了有效的网络监管，还需要增强青少年的数字韧性，为年轻人创造发展健康身份和积极社区的机会，并使家长、教师和同伴能够及早识别行为变化。
“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无法通过逮捕或过滤来解决这个问题，”Shahrany 女士说。
她说，如今年轻人通过数字算法被喂食极端主义内容，无需主动搜索此类资料。
“一个从观看历史、地缘政治甚至健身视频开始的人，可能会逐渐被推荐越来越极端的内容，”Shahrany 女士说。
“通过我们在 The Whitehatters 的工作，我们发现激进化很少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是载体，而不是起点。”
她的组织工作表明，许多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影响的年轻人是在寻找更深层的东西，例如归属感、身份认同、目标、意义，或者仅仅是一个能理解他们的人。
那个计划袭击学校的14岁男孩，其动力源于被同学欺负以及被老师施压而产生的个人委屈。
Shahrany 女士强调，需要创造一个空间，让青少年可以提出困难的问题，而不会立即被评判或制止。
“我们通过对话项目学到的一课是，当人们觉得不能询问敏感问题时，他们并不会停止询问——他们只是去其他地方寻找答案，而越来越多地，那个‘其他地方’就是互联网，”她说。
专家表示，从源头抓起，家长、教师、青年工作者和宗教领袖也需要更好的支持，因为他们在与照顾下的青少年进行困难对话时可能会感到不确定。
例如，这不仅仅是关于家长不断监控手机，而是维持一种关系，让孩子在谈论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时感到舒适。
“如果一个青少年遇到了阴谋论或极端主义视频，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害怕被惩罚，而应该是‘让我们谈谈这件事’，”Shahrany 女士说。
RSIS 副研究员 Kenneth Yeo 表示，新加坡在青少年激进化问题上可以保持“乐观的警觉”，并指出这些案例在发生前就被 ISD 检测到了。
在最近的三起案例中，有一名15岁男孩，其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电商零售商帮他打印了一面用于计划中“哈里发国”的旗帜，而他的朋友和家人似乎知道他的极端观点，但没有向当局报告。
“这很棘手，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新加坡变得过于严苛，因此在警务管理和过度侵入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Yeo 先生说。
他表示，由于极端主义格局在不断演变和多样化，导致一些通常不被认为危险的意识形态现在正转向危险方向，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社交媒体禁令并非灵丹妙药
专家还告诉 CNA，社交媒体禁令并不是解决青少年通过算法接触到网络危险内容的方案。
根据算法推荐以及与“真实犯罪社区”（True Crime Community）相关的在线频道，那个被激进化的14岁男孩“贪婪地消费”了在社交媒体上遇到的暴力血腥和大规模枪击内容。
Shanmugam 先生周一表示，数字发展与信息部正在研究如何最好地处理保护青少年的问题，包括社交媒体禁令是否是最佳方案。
“我不认为全面禁令是长期的答案。今天的年轻人很容易在多个数字平台之间切换。如果我们只移除一个平台的访问权限，潜在的脆弱性依然存在，”Razwana 副教授说。
她认为，科技公司负有重要责任，应设计更安全的在线环境，并减少极端主义内容的算法放大。
“许多年轻人最初并不是在寻找极端主义——他们是在寻找身份、归属感或目标，”她补充道。
“当合法空间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时，有害的在线社区就会填补空白。加强线下的保护性关系仍然是我们最强大的保障之一。”
Shahrany 女士同样表示，社交媒体禁令不会是许多人希望的那种灵丹妙药。
“挑战不在于社交媒体的存在，而在于推荐算法如何快速放大日益极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仍处于身份形成期的年轻人，”她补充道。
专家指出，如果一个平台消失，极端主义社区通常会迁移到其他地方——这一趋势多年来被反复观察到。
“有很多方法可以规避禁令，”Yeo 先生说，并补充道，论坛、私人聊天组和游戏等在线平台也是极端主义显现和传播的途径。
Shahrany 女士表示，最终青少年需要具备自行评估内容和情况的能力。
“我们教孩子如何安全地过马路，因为我们知道无法移除所有的汽车。同样，我们需要教他们如何安全地在网络世界中航行，因为我们无法移除每一条有害内容，”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