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的社区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选代表带领的居民的自我参与和管理。然而非常有特色的是在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各基层组织服务的骨干分子，在新加坡这些人被称为基层领袖(Grass-root leaders)， 却不是完全志愿的积极分子。他们是由人民协会认证的，每两年由人民协会颁发基层领袖委任状。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基层领袖的道德修养，个人能力和素质，基层领袖的推选有严格的管理程序。首先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资深社区领袖会在积极服务社区的活跃志愿工作者里物色人选。这以后需要至少两名以上的现任基层领袖的推荐。人民协会接着和政府各部门合作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最后才由人民协会发放委任状，任期两年，可连任。
为鼓励和奖励这些义务的志愿基层领袖，新加坡政府发展了完备的国家荣誉奖励制度。既有基于服务年限的公共服务奖项，也有基于绩效的公共服务奖章和星章，每到国庆节，总统还会给每个选区的两位基层领袖颁发杰出贡献奖。能够拿到公共服务奖，在新加坡是一件相当光荣的事。不仅在工作单位进行庆祝，社区、社团和各民间组织也会为自己的成员得奖开展庆祝活动。
正是通过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社区自治，新加坡政府一两拨千斤，举重若轻，灵活，低成本和高效的实现自己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
经过建国50年来的努力，新加坡在种族和宗教和谐，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和复杂的人口和宗教组成，维护社会和谐和缓和社会冲突，一直都是新加坡政府不能懈怠，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尽管系统性风险大大降低，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发展，人口的更新换代，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加坡的社会和谐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
2010年在新加坡的社交媒体上发生了Amy Cheung 事件。 Amy Cheung 是新加坡政联企业NTUC 的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对社区马来族群在住家附近办婚礼产生的噪音表示不满，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言语激烈地进行了情感的宣泄。Amy Cheung的激烈言辞在新加坡的社交媒体引起了网民的激烈讨论，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后Amy Cheung也 因此丢掉了工作。Amy Cheung事件突出说明，尽管新加坡政府和民间就维护社会和谐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这个共识是不可以抱有丝毫的大意和想当然的，不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引发族群不满和冲突。
2013年新加坡爆发了自69年以来唯一的族群暴乱。由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新加坡需要向东南亚诸国进口大量劳工。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的外劳周末工余往往聚集在小印度区域饮酒聚会。2013年12月8号，由于一场交通意外，劳工和警察发生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冲突。300多名劳工卷入了这场冲突，警察受到攻击，警车受损。
这两起事件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首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国家富裕，人民生活安康，青年一代缺乏长辈对过去历史惨痛教训的教训，把社会和谐看作理所应当，忽略了新加坡在这方面独特的国情。第二，由于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年轻一代忽视了新加坡社会业已形成的对任何威胁族群和谐和宗教信仰和谐言论的零容忍的共识。越来越讲究自主和自由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很容易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发表不当言论，威胁社会达成的共识。第三，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外来的劳动力和智力。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外国人缺乏新加坡人的社会化过程，对族群和宗教信仰可能引发的问题体会和认识都不一样。这使得外来的人群和文化很容易和新加坡社区产生矛盾。
此外，由于新加坡高速经济发展和奉行的绩优官僚制，社会收入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养老和福利保险的相对欠缺，使得社会底层民众对政府和社会发展愈来愈不满意。这潜在存在着新的由于经济收入状况造成的社会冲突的风险。2011年大选以来，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反对党得已动员和发展起来，新加坡政治出现了新的形态，增加了未来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
新加坡尽管是一小国，但其和谐的社会发展，来之不易。对于一个大国而言，缓和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更需要艰苦卓绝的工作。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说明最有效管理社会的方式是社会自治，充分发挥和调动社会的力量，培育社会组织和社区积极分子来管理社会。依靠政府的行政之手来对社会进行管理是无效或事倍功半的。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区积极分子的资格认证，加强对社区活动的管理和引导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充分说明了结合西方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手段，发展出一套反映自身国情，适合自身国情的政府政策和管理体系，因地制宜，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
新加坡的社会和谐面临的冲突和挑战也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冲突和和谐发展的动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者：于文轩，助理教授，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