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的社區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民選代表帶領的居民的自我參與和管理。然而非常有特色的是在公民諮詢委員會和各基層組織服務的骨幹分子，在新加坡這些人被稱為基層領袖(Grass-root leaders)， 卻不是完全志願的積極分子。他們是由人民協會認證的，每兩年由人民協會頒發基層領袖委任狀。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基層領袖的道德修養，個人能力和素質，基層領袖的推選有嚴格的管理程序。首先公民諮詢委員會和資深社區領袖會在積極服務社區的活躍志願工作者里物色人選。這以後需要至少兩名以上的現任基層領袖的推薦。人民協會接著和政府各部門合作進行嚴格的背景審查，最後才由人民協會發放委任狀，任期兩年，可連任。
為鼓勵和獎勵這些義務的志願基層領袖，新加坡政府發展了完備的國家榮譽獎勵制度。既有基於服務年限的公共服務獎項，也有基於績效的公共服務獎章和星章，每到國慶節，總統還會給每個選區的兩位基層領袖頒發傑出貢獻獎。能夠拿到公共服務獎，在新加坡是一件相當光榮的事。不僅在工作單位進行慶祝，社區、社團和各民間組織也會為自己的成員得獎開展慶祝活動。
正是通過這樣的政府主導的社區自治，新加坡政府一兩撥千斤，舉重若輕，靈活，低成本和高效的實現自己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目標。
經過建國50年來的努力，新加坡在種族和宗教和諧，緩和社會矛盾和衝突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地緣政治和複雜的人口和宗教組成，維護社會和諧和緩和社會衝突，一直都是新加坡政府不能懈怠，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儘管系統性風險大大降低，但是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社交媒體的發展，人口的更新換代，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新變化，新加坡的社會和諧建設也面臨新的挑戰。
2010年在新加坡的社交媒體上發生了Amy Cheung 事件。 Amy Cheung 是新加坡政聯企業NTUC 的高級管理人員，因為對社區馬來族群在住家附近辦婚禮產生的噪音表示不滿，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言語激烈地進行了情感的宣洩。Amy Cheung的激烈言辭在新加坡的社交媒體引起了網民的激烈討論，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最後Amy Cheung也 因此丟掉了工作。Amy Cheung事件突出說明，儘管新加坡政府和民間就維護社會和諧達成了很多共識，但是這個共識是不可以抱有絲毫的大意和想當然的，不然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引發族群不滿和衝突。
2013年新加坡爆發了自69年以來唯一的族群暴亂。由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新加坡需要向東南亞諸國進口大量勞工。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國的外勞周末工余往往聚集在小印度區域飲酒聚會。2013年12月8號，由於一場交通意外，勞工和警察發生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衝突。300多名勞工捲入了這場衝突，警察受到攻擊，警車受損。
這兩起事件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新時期面臨的新挑戰。首先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新加坡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國家富裕，人民生活安康，青年一代缺乏長輩對過去歷史慘痛教訓的教訓，把社會和諧看作理所應當，忽略了新加坡在這方面獨特的國情。第二，由於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傳播，年輕一代忽視了新加坡社會業已形成的對任何威脅族群和諧和宗教信仰和諧言論的零容忍的共識。越來越講究自主和自由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很容易在社交媒體的加持下，發表不當言論，威脅社會達成的共識。第三，由於老齡化和少子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需要外來的勞動力和智力。成長於不同文化環境的外國人缺乏新加坡人的社會化過程，對族群和宗教信仰可能引發的問題體會和認識都不一樣。這使得外來的人群和文化很容易和新加坡社區產生矛盾。
此外，由於新加坡高速經濟發展和奉行的績優官僚制，社會收入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社會養老和福利保險的相對欠缺，使得社會底層民眾對政府和社會發展愈來愈不滿意。這潛在存在著新的由於經濟收入狀況造成的社會衝突的風險。2011年大選以來，正是因為這些因素，反對黨得已動員和發展起來，新加坡政治出現了新的形態，增加了未來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
新加坡儘管是一小國，但其和諧的社會發展，來之不易。對於一個大國而言，緩和社會衝突，實現社會和諧更需要艱苦卓絕的工作。新加坡政府主導的社區自治的管理模式說明最有效管理社會的方式是社會自治，充分發揮和調動社會的力量，培育社會組織和社區積極分子來管理社會。依靠政府的行政之手來對社會進行管理是無效或事倍功半的。新加坡政府主導的社區積極分子的資格認證，加強對社區活動的管理和引導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鑑。新加坡的經驗充分說明了結合西方先進的理念和管理手段，發展出一套反映自身國情，適合自身國情的政府政策和管理體系，因地制宜，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的重要性。
新加坡的社會和諧面臨的衝突和挑戰也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社會衝突和和諧發展的動態性，艱巨性和複雜性。
（作者：於文軒，助理教授，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