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公共奖学金得主Zulhaqem Zulkifli决定到英国牛津大学修读佛学硕士文凭。（海峡时报）
公共服务委员会今年别开生面，在颁发政府奖学金时有所突破，选材不但跳开传统的精英初院，把视野扩大到理工学院甚至工艺教育学院，对得主的选修科目也相对开明，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哲学的马来学生，获颁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修读佛学硕士课程。
英国牛津大学是全世界少数有提供佛学硕士课程的大学。（牛津大学）
让人不解的是竟然有公众投函报端，批评委员会的做法。批评者认为奖学金得主应该修读“实际”的科目，必须是对新加坡的经济和发展有关的学问。换言之，这种批评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心态。
《海峡时报》7月22日读者来函版有两篇批评委员会做法的文章。（海峡时报）
本来，政府自建国以来就一直自诩超越左右意识形态，在施政上采取实用主义，凡是适用于新加坡国情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的点子，统统照用不误。这种务实的态度，确实让新加坡的短短的几十年就摆脱了困境，晋升发达国家行列。
然而凡事也都有代价，这种实用主义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特点就在于自以为不是意识形态，这才是最大的盲点。这种意识形态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过度务实而不知务虚，所以不乏一种物质主义的心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看世界，就容易轻视无法立竿见影产生物质效果的事务。
主管公共服务的贸工部长陈振声是今年公共服务奖学金颁奖典礼的嘉宾。（海峡时报）
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对文化事业的蔑视（因为不能当饭吃）。在教育上则表现为重理轻文，只要检查一下早期内阁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履历，就不难发现他们大部分不是理科就是工科出身，甚少有文科人才。
据说，新加坡大学原本要废除历史系，同样因为“不实用”，后来是因为武装部队军官学院需要培训军官军事历史，才勉强保留了下来。
当时的很多施政都是以“能不能当饭吃”作为判断标准，大批战前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被丑陋的大厦取代，地标性的国家图书馆让位给一条短短的隧道，都是这种心态所导致的粗暴结果。一两代人被这种政策潜移默化，甚至在学校里被直接灌输这种价值观，也难怪有人今天会批评委员会的颁奖标准了。
应当承认，我本人也深受其害，欲罢不能。所以在支持委员会的做法时，用的也是实用主义的逻辑：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社会和谐是重大的国策目标。要增进种族和宗教间的理解，有什么比让马来回教徒学习佛教学问更实际的呢？这难道不是有利于新加坡的发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