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对给父母家用应该不陌生。（asiaone）
作者 李国豪
给家用，在亚洲地区似乎已是约定成俗、心照不宣的惯例。
和崇尚个人权利，主张非仪式性照顾家人的西方国家不同，亚洲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往往把给家用与孝道作连结，将之视为一种义务。
当然，家用是否该给，该以什么形式给，在亚洲社会仍有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给家用是“天经地义”；但也有人认为，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家用不该成为一种道德绑架、情绪勒索。
这里暂不讨论子女究竟有无义务在金钱上奉养父母，我们先来看看，如果要给，给多少才符合“行情”？
根据本地网络平台answer.sg在2021年一项获得近6700人作答的非正式调查：
新加坡子女给父母家用的“市场价”如下：
每月薪水的10%；
中位数为500新元。
根据接受调查的国人反馈，给父母家用占薪水的比率中位数为10%。从金额来看，本地人给父母家用的中位数为500新元。
若再以年龄细分，则如下图所示：
在相同比例下，随着工资上涨，家用数额自然愈来愈高，36岁至40岁国人所给的家用中位数高达700新元，相较之下18岁至20岁和21岁至25岁组别的家用金额中位数分别为160新元和400新元。上述图表显示，即使工资随年龄增长，把薪水约10%拿出来作为家用仍是普遍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有一条自1996年就开始生效的“赡养父母法令”。无法自行负担基本生活费的年长者，可透过法律向子女索讨赡养费。
该法令在2010年修正后，改为让父母子女先通过调解解决赡养费纠，诉诸法律则为最后手段。
据悉，新加坡也是全球首个落实类似法律的国家。
在本地，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资助是蛮普遍的文化。（法新社）
香港人给三成
接下来把视角拉到本区域另一金融中心。
综合港媒报道，香港永明金融2019年的一份调查指出，香港子女每月给父母的家用中位数为6000港元（1060新元）。
由于该项调查于2019年进行，若纳入香港政府统计处2019年至2021年的通膨率计算，现时的家用中位数应为6268港元。
另外，根据香港当局最新数据，香港2022年第一季就业人士的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万港元。
我们再用上述两个最新数据计算，就可得出香港人给父母的家用中位数，是每月薪水的31%。
有关家用“行情价”出炉后，有不少港人认为这是过于沉重的负担，质疑其合理性。
甚至有网民以逗趣方式列出下列六道问题，表示父母只有每符合一项条件，才可获得1000港元，以此类推，若全部都达标，才可领全额6000港元：
从小到大都给足孩子零用钱，让他/她放学有钱买麦当劳；
除了必要开支，还愿意付出额外开支，例如让孩子报名兴趣班、参加课外活动或参加交流团等；
每逢过年，新衣新鞋少不了，平日还会买礼物给小孩；
小时候的红包钱长大能拿回来，没被父母“私吞”；
上大学时帮忙出学费，即使孩子有兼职，父母也会不时关心问孩子“够不够钱用”，不必让孩子为了兼职而失去享受大学生活的机会；
从小到大父母总是通情达理，不会动不动就跟孩子“讲钱”，彼此关系良好。
在生活压力巨大的香港，家用究竟该给多少引起热烈讨论。（南华早报）
给家用让新港子女“压力山大”？
透过新港两地的调查，我们可以稍微总结：
新加坡人给的家用中位数为500新元，家用占薪水比率多为10%左右；
香港人的家用中位数则为6000港元（1060新元），家用主要占薪水的31%。
但不论是新加坡的一成，或香港的三成，有调查显示，给家用这套社会规范，其实对新港两地不少子女带来了压力。
据财富管理公司St. James's Place Asia早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上资助父母，让新港两地不少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夹心层”喘不过气。
一些重要数据包括：
64％新加坡人和58％香港人认为给父母提供经济资助，对个人财务目标形成了阻碍；
两地近65％受访者也表示，资助父母将降低他们筹集养老金的能力，也影响他们未来能留给孩子的储蓄；
有55％受访者因需为父母提供经济援助，感到某种程度的沮丧。
红蚂蚁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为人子女者因在经济上奉养父母而无法确保个人财务稳定，更遑论为自己将来的退休生活作打算。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养儿防老”观念所造成的现象，恐导致恶性循环。
当子女为奉养父母，危及个人退休规划，待他们迈入老年后，又只能倚靠下一代奉养，形成人人都得为上一代牺牲的循环，这对社会安全网的巩固，并非好事。
红蚂蚁认为，给家用是一份心意，不该是道德规范，“给你家用是因为爱你，而不是基于教条式的束缚”，家用多寡也应量力而为。
为人子女者在经济上资助父母时，应充分考量个人财务状况及未来退休规划。
为人父母者，则不该死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让子女为此赔上自己的人生。
家用该占薪水几成、家用金额多少，或许根本不是重点。我们该反思的，是亲情和孝道究竟该不该用金钱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