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apore
在新加坡各地转悠，时不时就会看到很多当铺，密密匝匝地排过去，挤满一条街。每当这时候，我都恍若穿越到了旧中国，亦或是在看一部老电影。但老电影中的当铺，给人的印象是高高的柜台，隐现在粗粝的铁栅栏后面，后堂里则是昏暗的光线，积年的尘灰，覆蓋着各种各样的古旧之物。可是新加坡的当铺却不是这样，除了那个大大的“当”字沿袭成规，其它都变了样。招牌已经不是木刻，换做了明艳的灯箱，里面则大都窗明几净，富丽堂皇，透明的玻璃柜中，摆放着各式黄金珠宝，名表名包。
我一直缺乏勇气走进去看个究竟，担心我这个纯粹看稀奇的人除了不受欢迎，还很有可能被当做打劫的——因为我常年一身驴行装扮，一身褪色的风雨衣，两根磨秃的登山杖，破帽遮颜，汗出沾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适合出入这种场馆的人。
但我后来发现寓所的近旁，红山市场前面，临街也有多家当铺，于是瞬间胆壮，用我楚人的俗语说是仗屋角势，傍灶门狠，一脚就跨了进去。可柜台里那个带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却并没被吓著，微微抬头，很礼貌地对我浅浅一笑，轻声细语道：“欢迎光临。”气氛一下子融洽，我们便很自然地攀谈起来。他给我说了很多，倒是他的见识、他的素养让我暗暗吃惊。
他说，你们中国人对当铺好奇，是因为新中国推行新政，把所有的当铺都关了。后来改革开放，才又重获新生。你们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识过，一旦看到现实中的当铺，如见文物出土，自是新奇。新加坡人则司空见惯，因为当铺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说，从前的当铺，什么都收，一件旧衣服，一把旧雨伞，都可以当，后来人力成本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种东西价值太低、利润太薄，且难以变现，就无法再经营下去了；于是聚焦金银首饰，因为华人都知道这是硬通货，很多长辈都给儿孙买金银首饰，其中也有遇到困难好拿去典当救急的考量；可是再到后来，年轻人觉得金银首饰老土了，他们更喜欢钻石，喜欢一些时尚的东西，金银首饰销路不畅，所以其它贵重物品，譬如名牌包包、名牌手表、名人字画、古董甚至陈年好酒等就都成了当铺的热门生意。
可是新加坡经济这么发达，我想像不出而今还有什么人需要出入当铺。他告诉我，过去到当铺来的人，大都是为生存所迫，换取基本的生活费用；现今出入当铺的，大都是做点小生意的，生意上急需用钱，银行贷款又麻烦，所以就往当铺跑。所当之物，最终大都会赎买回去，物归原主。
他还告诉我，当铺其实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很多人只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即便知道当铺源自中国，也不大会引以为荣，甚至会把它当做糟粕，因为很早就有“当铺吃人”的说法。其实这一说话是有失公允的，黑心当铺自然存在，但不能由此否定一个行业。
他是新加坡华人，言谈之中总对祖籍国满怀感情。他声称中国人发明当铺，在商业上可以说是一项领先世界的天才创意，对推动社会进步、解决民生疾苦方面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当铺因此也铺向了全世界。他举例说，典当业内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就是时装设计师汀宝当掉钻戒，换取资金推动新出道的“裹身裙”。几十年后，汀宝品牌名扬四海。还有在历史上，大作家左拉就曾经食不果腹，把仅有的几件衣服送进巴黎的一家当铺，换来几片面包，继续裹着床单，文思泉涌，续写他的不朽名著。
我不禁感慨，这世上几乎所有的生意，都是利己利人的，否则都难以持续。不仅如此，无论从事哪一行，都需要有专门的知识，专业的素养。央视有个鉴宝节目，赏观者众，有一次金运昌来苏州，朋友拉我去陪酒，人们围着金大师合影，说他是鉴宝大师，俨然是把他本人也视若至宝了。而他只是某些门类的专家，可眼前这个当铺的伙计，却需要识别各种送上门来的宝物，否则就会吃亏上当，这该需要何等广博的学问。他说，人非圣贤，都有看错的时候，新加坡前几年就发生过一件事，有个马来青年，拿着假劳力士手表，游访全岛的当铺，就有不少被骗了。
我们还聊到了马云，马云曾经在演说中批评一些银行是当铺思维，我是个门外汉，搞不清楚当铺思维落后在哪里。他说，与当铺思维相对应的，其实不是金融思维，而是互联网思维。现代银行其实就是从前当铺的更新换代，只不过引进了存款和放贷，本质上都是一种放贷与担保，靠息差生存发展，只是现代银行一般规模更大、实力更强一点。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银行当然需要互联网思维，当铺也需要互联网思维。实际上，当铺和银行也都在运用新技术，对接互联网思维。但与一些网络巨头相比较，没有那么巨大的数据库可以运用而已。新加坡就有一家当铺成了上市企业，业绩也很可观。当铺与当今这些庞大的金融机构相比，自有其灵便特点，依然有市场缝隙，重获生机。
而今疫情汹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遭受重创，很多平民百姓已经出现生计困难。当铺在这个时候，更能发挥其周急济贫的作用。新加坡这个现代都市，“当”字高悬，仿佛是远古射过来的一缕微光，映照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市井角落，给这个举世闻名的资本帝国，平添了几许暖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