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15日，筹建委员会会议又选出建筑小组，克彩为小组主任，国良为副主任，裕来、金城、孙滚、建金、福金等为委员， 以跟进一切建筑事项。
1973年，建筑大会堂之工程图测获得正式批准，建筑小组随即在报章上刊登招标启事，投标共有6间公司， 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密切商讨，最后决定由 “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大会堂之工程，打桩工程则由克彩的 “庆记打桩私人有限公司” 承包。并聘请著名堪屿师何德明择日动土开工， 选定1974年4月29日上午8时30分吉日良辰，由当时的副会长兼互助会主席克彩主持奠基典礼。
建筑大会堂之工作虽在顺利进行，惟历经数年所筹之经费，仍不足以完成整项工程。克彩为此决定个人捐出5仟元，随即获得泗川、惠民与水荃的热烈响应。泗川分别捐出8万，后再追加两万共10万元，其后在建筑完工的尾声，又再面临经费告缺，乃由克彩动议向泗川宗长再借1万元， 他日由总会归还，惟后来泗川宗长则决定此1万元也算其个人之捐献，不需归还，其意可佳。总会为感念其贡献，把二楼礼堂定名为 《汉三礼堂》 （泗川之父）以资纪念。而大厦四楼及五楼又分别命名为 《惠民厅》 与 《水荃厅》 ，乃为纪念他们的慷慨捐献和贡献。希望我们后代子孙都代代感念这些宗亲耆老为我们所打下的深厚基础。
旋至1975年9月中，整座建筑大会堂工程完竣，执监委员会议决于同年10月5日，由大坡乞纳街 “翠兰亭” 搬到新大厦办工，原有之旧会所则出售他人，所得款项则拨归总会活动基金。
1976年，由于新大厦空间充足，在梦生的推动下，总会又增设康乐股，从此积极为总会会员提供各种康乐活动。在梦生的英明领导及执监诸委员的推动下，张氏总会的会务发展由此达到顶峰。
梦生宗长从第20届连任到第25届（1966-1977），历任6届会长。
张梦生把张氏总会的发展推向历史的高峰，然后接下来的一位潮帮的领袖则再接再厉，为张氏总会的发展再造一个高峰辉煌期。他就是第17届会长汉三宗长的儿子张泗川。
1978年，张泗川获选为总会第26届会长。此人在商界之名望，与张梦生是相映成辉， 不遑多让，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在行事处世，颇为低调。
泗川在接任会长后，深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宗乡会馆的组织与策略也同时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他极力扩大总会的活动范围。在就职典礼上他还语意深长地说：本会今后的任务，不应只限于联络宗亲的感情或促进宗亲的互助， 也应开展健康之文娱活动。此外会馆应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教育我们的子孙保留及认识华族的文化传统。
1979年12月16日，晚上8点正，座落于芽笼29巷23号的张氏总会新大厦，正式由当届会长泗川宗长主持揭幕仪式，同时也举行庆祝总会成立42周年暨互助会成立40周年纪念，场面热烈。
1982年，在泗川的积极推动与赞助下，总会正式颁发老人渡岁金予贫困老人。 此外，泗川也延续其父的精神，率领总会积极回馈社会，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在总会54周年庆典上，他个人拨出两笔款项，以总会的名义捐赠芽笼东老人之家及芽笼士乃教育基金，此一高风亮节，诚让人心生仰慕。
泗川宗长从第26届连任到第33届（1978-1993），共任8届会长。
告别权威，举步艰难
一个世纪以来，宗乡会馆这个海外华人特有的组织，它的生存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承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它却有着太多的适应问题而欲振乏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进入90年代，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已令我们不得不告别一个权威的时代，随着张泗川的退位， 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受挑战的权威地位。
另一方面， 一厢情愿的大量引进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而不注重其献身精神。往往是在提高我们的组织水平的同时，也同样加强了权力斗争的能力。 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引进，意味着一种思想（理念）上的断层，如何处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又使我们组织的人际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年代，也是一个步履维艰的年代，在整个90年代，短短的6年间，总会共换了3位会长，每位只任1届。
张木杉
1994年，张木杉获选为第34届会长。
这位左派工运分子出身的会长擅长组织与动员，
他担任历届总务多年，经验丰富，贡献颇大。
张树宽
1996年，张树宽获选为总会第35届会长。
其人温文敦厚，是名好好先生，在他任内，
极力加强总会与各属下宗团的关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表现良好。
张长中
1998年，张长中获选为总会第36届会长。
这位三枪集团的总裁，温文尔雅，是一名典型的儒商，
他就任后，殚精竭虑力求整顿与改革会务，并极力引进一批青年才俊，
为总会步入21世纪的发展，积蓄一批雄厚的人力资源。
重新定位，走向世界
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改变，也使到总会的会务活动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回顾历史，早年的宗乡组织除了维系宗亲的情谊之外，它还得为从唐山过来的宗亲办理住宿，寻找工作，甚或主持婚礼。当时的会馆也积极的参予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参予争取国家独立（本会第20届会长梦生宗长就曾积极的支持早年行动党的建国运动），为建立南洋大学而筹款。不但充满活力，也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自我定位。它即是社会功能取向的（如为南洋大学筹款），也是经济功能取向的（如为宗亲谋求工作），体现出一种多重性的功能，成员参予率高，组织结构完善，更充满活力。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意识的淡薄，这些原有的功能已逐渐式微。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重新定位，如何开发新的组织功能，已是当务之急。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个团体的结构，其所处的环境与贮存的资源，都充份限制其迈向发展的大道。
一个团体或组织，若只具有经济功能，只能为其成员提供经济诱因（如商业团体为其成员提供商业资讯或情报的交流，加强商业机会）而不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那久而久之它将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甚至脱离社会的主流。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发展或变化，在在都影响到企业目标的达成。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企业或团体，是可以独善其身，把自己排拒在社会结构之外的。
而如果一个组织只具有社会功能，并积极参予各种社会工作，发扬传统文化、艺术，颁发奖助学金，举办宗乡聚宴联系感情，它也将陷入一种缺乏为其成员提供一种“非公共财货”的经济诱因，无法吸引人们参加的困境。
综言之，团体应该如何“自我定位”简单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团体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角色，这牵涉到组织结构与目标的适应。然而一个具有一定历史的组织，往往具有一种代代相承的沿习与遗业，其组织结构大都偏向于僵化并带有惰性，要加以改变又谈何容易！
我们必须同意，我们的团体不能再只局限于联系宗亲的感情，而必然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使命或社会目标，只有这样才会使它更有活力及更具有生命力。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较佳的情况，我们就必须有勇气来做一种新的开始，而我们所已获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比较善于承担这一任务。宏伟的目标，应该由那些具有宏伟的心灵的人们去完成它，而那些被套进一个僵硬模式里去的人是没有这份勇气与智慧的！让我们携手同进，回到社会上去，走向世界！
愿与您分享此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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