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跟我们渊源已久，在比较古的时候，就有很多福建人、潮汕人为了讨生活下南洋，在彼岸之坡安家就业，到今天推荐的这两部电影演绎的时期，早就过了不知道多少代，成为坡上人很久了。
不卖关子，电影名曰“我们的故事”及2，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赶出夫家回到娘家的一个女人“招弟”和她的孩子们讲起。
那个时代，是新加坡的男性还可以讨小老婆的时代。
招弟的丈夫去世，她带着三个女儿和硕大的孕肚，被大老婆赶出家门。
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生的女儿再多，只要没生出儿子，也就跟不能生育没啥区别。
无奈之下，招弟只能回到娘家寻求帮助，而等待她的，是自私混账的大弟弟和因为迷信犯冲让她从小称呼为“四叔四婶”的亲生老父老母。
在这样的家庭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肚子里的遗腹子双胞胎刚出生，招弟就被迫把襁褓中的女儿送人，只因村里的神婆跟“四叔”叨咕，说女儿是灾星会妨害家人，儿子是富贵命可以留下。
带着剩余的三女一子寄人篱下，招弟不得不承担很多繁重的劳动。
为了谋生，她跟邻居一起在街边贩卖豆浆。
那时候的坡上，今天是黑社会索要保护费，明天是城管驱逐小贩，想做点生意赚钱真是两头夹逼。
但再难也得夹缝中生存，甚至有一天，招弟他们急中生智，怂恿黑社会履行保护功能，保护他们免受城管驱逐，竟然让小混混跟稽查大队打了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啦，事情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后来的后来，小混混从良，招弟他们也被安排到农贸市场正规经营，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小人物生活见证国家大历史，这样的片段在电影里还有不少。
比如，招弟家要拆迁房子，政府会给补贴，大弟弟阿坤听说盯上了自己当初不要、一直被姐姐打理的猪圈，开始百般刁难、软硬兼施，希望能分得更多的钱。
我查了一下资料，那是 1966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土地征用法》，为组屋建设运营、土地征用等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不过会给予土地所有者补偿。有点类似国内的拆迁户，但赔偿金额远远没有那么多。
当时新加坡刚建国不久，本地几乎没有人以新加坡人自居，他们大多数都说“我是福建人，我是马来人，我是印度人”等等。
如果国民都这么没有归属感，那还建什么国？
李光耀就发话了：“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
于是促成了征地、组屋申购等一系列社会变迁。
想当初新马分家，貌似民众还有选择权，可以自己决定成为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公民。
马来人鄂图曼，选了华人比较多的新加坡，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熟人朋友都在这边，割舍不掉。
这也为后来的种族纷争埋线。
种族之间的屠戮向来残忍，之前看电影《卢旺达饭店》，吓得我两天晚上做噩梦。
不过这两部电影中的种族对抗却是淡化过程、美化结局，没有血腥场面。
比如华人招弟和马来人鄂图曼，通过朋友的关系互相说和彼此的村子，避免了战斗，印度人稽查队长去村里安抚村民，也帮助减少了不少暴力冲突。
而这又为后面招弟的小弟弟阿喜与印度人的婚姻埋线。
招弟想到自己的父母极度迷信，就跟父亲说，自己去菩萨面前，连续两次求得的竟然是同一根上上签，菩萨都认可的事谁敢不从？
在印度亲家那边，利用亲家公多年公务人员的身份，让他下意识背诵出李光耀民族团结的政策，意识到联姻不可违。
谁能想到，这良缘能成，一边靠的是迷信，用魔法打败魔法，一边靠的是李光耀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总之，这两部电影，没有回避一些恶俗，比如重男轻女，把大儿子惯得不成器，一味剥榨女儿招弟，比如封建迷信，万事问菩萨，迷信到一辈子让女儿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四叔四婶” ，直到将死之时才发现犯冲也无所谓，让女儿叫回“阿爸”，令人恨中又有一层泪。
电影也没有刻意美化人物或he，比如大弟弟阿坤废柴混蛋，但对于新加坡政府的态度，却很多是电影通过阿坤的吐槽完成的。
而女主人公招弟，任劳任怨为家为亲辛苦操劳，拿到政府征地补贴时，本以为是苦尽甘来，却患上癌症，不久就结束了含辛茹苦的短暂一生。
牺牲和奉献，那也是一个东南亚华人妇女史诗般的人生，可能也是很多下南洋创业的新加坡华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