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初期移民社会大埔籍先驱事略
一般上，学者们在撰写，19世纪客家大埔人在新加坡的历史事迹时，只专注于新加坡茶阳会馆1858年之碑铭记、发行之百年特刊、沿革史等。因此，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大埔人在新加坡的事迹，皆始于1858年。
笔者，综合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丰永大公会、茶阳会馆保留之碑铭记、会馆特刊、沿革史中，发现，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客家大埔籍先驱移民已在星岛，发起、组织、建设，庙宇、义山、跨地域同方言联合组织、广客联合集团、地缘会馆等。大埔籍先驱领袖不仅仅捐款建设这些组织，同时，他们也在这些组织中，担任重要之领袖！因此，我们确信，19世纪20年代，大埔籍移民已经落番于此。
此外，笔者发现，19世纪40年代，大埔籍移民，以几何级数般倍增！究其原委，清政府失利于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破坏国内原有之经济结构之外。1820年代落番的大埔先驱们，在海外发迹，开启原乡邑人之视野，激发大量同乡们，跟随他们的脚踪，闯荡南洋，寻找财富之路。
一、前言
过去七年间，笔者无数次到新加坡寻找鄙天祖妣（妾室）杨氏墓，以及鄙天祖在新加坡的事迹。本人借着茶阳会馆、福德祠绿野亭公会出版的书籍、特刊、百年来保存着的碑铭记中，不仅仅发现了鄙天祖的捐款记录、寻获鄙天祖妣坟（已迁至蔡厝港坟场）。笔者也发现早在1840年之前，大埔籍先驱们已在新加坡初期移民史中，留有重要的记录！
新加坡开发初期的首22年里，大埔籍先驱移民们已在新加坡创立、建设庙宇、坟山、同方言跨地域联合组织、广、客两帮联合集团、地缘会馆等。同时，先驱们也担任要职，留下捐款记录。然而，我们却缺乏这方面的专论、研究报告。反观，福建籍先驱人物、土生华人先驱人物、甚至义兴公司领袖都有相关的专论、研究报告！奈何，社会大众遗漏了大埔籍先驱们的研究呢？
笔者，才疏学浅，并非修读社会学、移民学的专业，只能粗浅、大略地记述之。期望，拙文，获专家们、学界关注，为新加坡移民史、建设史中填补大埔籍先驱们的功绩！
二、新加坡开发初期之情况
2.1莱弗士登入新加坡
我们从已知的资料中，得知，广府人、客家人具冒险精神，最早落户新加坡。莱佛士尚未登入新加坡时，约有30名华人住在岛上。注1
1819年1月28日，台山人曹亚志（又称曹亚珠，台山话，志和珠近音，即社公庙义兴公司73神主牌之桃基义士曹符义）注2随莱佛士的舰队驶到星岛海域，樟旗山（今圣约翰岛）。莱佛士不知星岛马来人之战斗实力，不敢贸然登入。曹亚志率领20名印度士兵登岛，将英国国旗竖立于星岛。之后，莱佛士方登上星岛。曹亚志原是槟榔屿木匠，莱佛士曾任职于槟岛英国东印度公司。曹亚志从台山引入大量木匠到新加坡就业。注3
2.2 先驱之定义、大埔籍先驱迁入新加坡之可能情况
辞海说先驱，是指在前面开路引导，也指引导的人。先驱者，也是后来者的领航人，或说引导人。
本文所记的移民社会初期大埔先驱人物（以下简称先驱们），是从相关碑铭记中，所记载的移民社会之先行者。
今天，我们无法明确地、列明大埔籍先驱们抵达新加坡的年份，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即宣布，其为自由港，他期望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贸易。据知，第一艘来自中国的商船，于1821年2月18日抵达新加坡。当时，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是商贾，以及受雇于他们的随从、顾工。因此，笔者认为，19世纪20年代初期，大埔先驱们从樟林港直接迁移到新加坡的概率不大。先驱们应该是在更早的年份，已经来到马六甲、槟榔屿或廖内群岛，谋生。举例，1745年，张理、丘兆进、马福春等诸公，已经在槟榔屿生活了。马六甲茶阳会馆成立于1802年，1816年已有大埔人葬在马六甲的记录等。
因此，笔者推断，有一批原于马六甲、槟榔屿或廖内群岛等地经商的大埔籍商贾，独具慧眼，意识到新兴海港城市新加坡，具备更优越的经商条件、发展潜质，而迁移到新加坡发展。这批大埔籍商贾，成为新加坡的大埔先驱移民。当时，新加坡的发展迅速，商机处处，对于各种技术劳工之需求量极大。因此大埔商贾们，从马六甲、槟榔屿、廖内群岛、甚至原乡，引来更多同籍贯、具有一技之长的劳工，来到新加坡就业。这类技术劳工，因早落番，得了先机，搭上了新加坡迅速发展的列车。他们辛勤工作近十年或十余年后，累积了足够的创业基金，也掌握了在新加坡的经商、谋生之道，纷纷辞别东家，开创属于自己的商号，当头家。约19世纪 40年代，这些商场新贵们，从国内原乡，引入更多的近亲、同乡，甚至邻县同方言的技工，落番于此！
2.3 1840年新加坡碑铭记中之大埔籍先驱
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应解读为广东省与福建省永定县，为佳），是最先刻有，大埔籍先驱捐款记录之碑铭记。从此碑中，我们发现1840年之前，新加坡之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此碑记共有254名捐献者，其中有17名是以公司行号之名义捐献。此碑，有16人被确认为大埔籍（可能是已经发迹之大埔商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籍。在广、客联合集团里，16名大埔籍先驱（或说31人），只占6.3%（或12.2%）。
这16名大埔先驱名讳如下，陈嘉云、杨修业、蓝集盛、汪三喜、饶伦兴、卓胜丰、魏亚妹、余仕宏、曹亚九、李亚丰、卓惠、郭双盛、李森合、黎春芳、陈六庆以及邱尚才。
2.4先驱下南洋之事例，以蓝集盛公为例
据大埔蓝氏族谱记载，蓝殿穆是大埔蓝族下南洋的第一人！殿穆公注4，生于1802年，讳维藩，号价垣，谥朴直，他是大埔蓝氏肇基祖大兴公派下21世裔孙。新加坡的碑铭记中，所刻的蓝集盛公，实为蓝谱中所载的殿穆公、袭盛公（湖寮腔，集盛，袭盛同音）！（读者们欲知详情，请参阅拙文《蓝集盛、蓝袭盛、蓝殿穆实为同一人》）
蓝集盛公年幼时，居住在簪缨世第。1816-1817年间，集盛公14-15岁之际，家中发生巨大变化，其祖母、大伯、三伯、四伯以及满叔先后辞世。家中只剩其二伯父和他，长辈们骤世，父辈五人皆无子嗣，长兄又夭折，或激起他奋发、图强的心志。
笔者推测蓝集盛公于1820年前后到南洋。主要的依据是，当时一般人20岁左右就结婚、生子。集盛公迟至33-34岁方娶17-18岁的杨氏祖妣，35岁才生子（振传公）。显然，集盛公弱冠前就离开湖寮，出外，为生活打拼了。其次，初期移民到南洋后，必须经过10余年的努力、勤俭度日，方能积蓄一些钱或小有成就，回乡娶妻、生子。
蓝谱载，集盛公以工业起家！也许，集盛公具有一技之长，来星后，以此技为业。他辛勤工作，又因新加坡快速的发展，约10余年后（1830年间），累计了一些资金，创设了自己的商号、设厂、招聘新移民，成了头家。
蓝集盛公在新加坡移民社会、乡团的贡献
我们从蓝氏族谱的记述、1840年福德祠绿野亭《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应解读为广东省与永定县，为佳）、1864年《茶阳会馆碑记》、《1858建立茶阳会馆碑记》中，我们得知，蓝集盛公是一名正当的商人，他的财富是渐进式的增长。1840-1860年间，集盛公是大埔籍商人中，名列第五的捐款人注5。此外，蓝集盛公的捐款资料也显示，1840年后，他的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我觉得，蓝集盛公选择冒险下南洋，不仅仅是国内的推力或南洋的拉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要为家族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实现自己的理想！
（欲详细了解蓝集盛公之事迹，请参阅拙文《大埔蓝族下南洋第一人》）
三、大埔籍先驱结社之缘由
福建人于1822-23年，方迁至星岛。1826年，福建帮（包括其土生华人亲族）凭借其曾在马六甲经商的经验、善于经商、与英国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已成为星岛中，财雄势大的族群。
客家人人数不多，经济能力不强。面对财雄势大之福建籍移民，惟有联合广府帮先驱们，结社、凝集群体之力量，提高本身之竞争力，加强抗压力，方能保护自身的利益！
3.1先驱们结社之外在因素
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实施重商政策。 1822年莱佛士嘱咐菲利普.杰克森中尉规划了第一份星岛市区规划图。广、客先驱商人、技工们，被迫迁离开吻基（BOAT QUAY）、甘帮格南（KAMPONG GLAM）注6，让福建人、海峡华人将该处，开发成商业区。广、客两帮联合向殖民地政府上书、陈情、抗议，内容如下，如果是为了筑路或建筑政府建筑物，我们（广、客先驱们）很乐意，接受搬迁。但是，绝不能为了较富裕之阶级（福建人），而摧毁了穷人（广、客先驱们）的家园。注7
因此，1822年，嘉应五属先驱们，成立了应和公司。1823年，曹亚志创办宁阳会馆。1824年广州、惠州、肇庆先驱们，成立广惠肇，以海唇福德祠为中心，保护族群之利益。
此外，星岛市区规划的迫迁事件，使得广、客两帮渐渐地联合、组织，广、客两帮移民之联合集团，以抗衡福建帮。殖民地政府政策，导致先驱们基于保护自身、财物，自觉的组织起来。
3.2先驱们结社之内在因素
移民社会初期，新客通过先驱们的提携，落番南洋。新移民居住在先驱们的店中，贪早抹黑地工作，无暇、甚少与其他籍贯群体往来。加之，劳工们文化水平不高，只能以家乡方言与旁人沟通，他们无法与其他籍贯之华民沟通、交流注8。倘若，他们要到殖民地政府机构处理事务，他们就必须借助于先驱商贾们的协助。此外，殖民地政府唯恐各籍贯族群发生冲突，采取隔离政策；即同一方言之族群，被划入在某个特定社区营生注9。
逢年过节，先驱们难得休假，同乡之间必定相聚，解乡愁。再者，各籍贯群体，所膜拜之地方神祗不一。因此，同籍、同乡之间的互动，更为频密；不同籍贯群体之间的往来，则甚少。或说，移民社会初期，各方言群体之间互动极少，各自群体内较为封闭。
3.3 广、客两帮的先驱移民被迫迁，引发星岛帮权两极化，
以上2项因素，催化、产生了新加坡华裔移民帮权两极化，即广、客两帮移民联合起来，对抗福建籍移民。
四、大埔籍先驱们创社之类别与演变
我们发现大埔籍先驱移民，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需求之下，参与、建设的社团有，庙宇、义山组织、跨地域同方言联合组织、广、客两帮集团以及地缘会馆等。即，望海大伯公庙、青山亭、绿野亭、大丰永公司、新加坡茶阳会馆等。
曾玲博士认为，此一时期之广、客联盟为，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之局面注10。
4.1 大埔籍先驱创设庙宇
初来乍到，寻求心灵之寄托
大埔先驱们到新加坡谋生，第一个创设的群体组织是庙宇。何故？先驱们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虽存有无限美好的憧憬；但，此处存在着许多的变数。因此，先驱们寻求神明的庇佑、寄托之情，在所难免。星岛开发初期，野兽伤人、瘴气、沼气袭人之事，时有所闻。星岛，地处赤道，天气炎热，多雨，人口大量、快速的移入、环境卫生条件不佳，医疗设施不足，先驱们若生病、受伤之时，唯有到庙中烧香、问卜寻求个人心中的平安。庙宇，无疑是先驱们的心灵寄托之地。
笔者认为，大埔先驱们所参与创办、建设的第一间庙宇是望海大伯公庙，或称丹绒巴葛福德祠，今称客属八邑大伯公。大伯公是南洋特有的地方神祗。它可能源自于，印尼加里曼丹兰芳公司之罗芳伯，或者槟榔屿之张理的民间信仰崇拜。大伯公犹如客家祖居地的伯公。南洋华人视大伯公为土地神，或五路财神之一。望海大伯公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大伯公庙之一，陈波生认为，它是新加坡第一间庙宇，建于1819年注11！惟，从该庙所保留之云板，我们可以确认1844年之前，该庙已经存在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