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前半年，阿嫲虽然因为化疗严重脱发，仍然无碍她与和孙女们跳恰恰。（图：纪慧琴）
最近发生了两件事。先是我年过七旬、患有情绪障碍的母亲擅自离家出走，家人不得已将她转移到我家暂居；后是台湾作家琼瑶因一氧化碳中毒窒息去世，享年86岁。两件事似乎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当老人生无可恋之时，何处才是他们的归途？
接受生病的事实
母亲患有忧郁及狂躁症，四十年来都靠药物镇静和入眠。老龄后，她的药物虽然一再加量，却依旧无法控制她的情绪问题。她的情绪就像明月，时有阴晴圆缺，谜样地上下波动，难以预料，时不时将她拖入自我了断的漩涡。
起初，我也以为殷勤伺候就能让她安享晚年。然而，在经历了她的多次狂躁攻击和辱骂之后，我才逐渐明白，寄希望于精神病人康复是一种累人的奢望。唯有接受“这辈子她都不可能变成正常人”的事实，才能让自己在照护的路上不至于一次次陷入沮丧。
母亲治疗情绪障碍和糖尿病的药物越加越多，唯一让我们欣慰的是，获得政府津贴加上保健储蓄，结账算是“零元购”。（图：纪慧琴）
根据新加坡援人协会（Samaritans of Singapore，简称SOS）的报告，2022年新加坡70至79岁老龄自杀人数有48人，占整体自杀人数的10%。相比2021年的30人，这一数字激增了60%。香港的老龄自杀数据更为惊人，2023年60岁以上自杀个案占整体自杀人数的43.33%。
在这些数字背后，还埋藏着无数家属难以解答的问号。
2022年疫情期间，香港老龄自杀个案激增，非营利机构生命热线（SPS）推出24小时长者热线，让老年人多一个求助渠道。（图：香港电视台网页截图）
是子孙不孝吗
我曾问过一个在新加坡的老龄自杀者的儿子，在他母亲自杀前，难道没有任何征兆吗？原来家人早发现老人家陷入妄想，常疑神疑鬼，他们也带母亲见过心理医生，最终还是在某个午后发现母亲在房内撒手人寰。
“Did we miss out on something?” 这是她儿子受访时最后一句话。
我不确定，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还是在扪心自问：他们是否错过了母亲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在他迷茫的眼神里，我看到照护者深深的自责与愧疚。那一刻，我只想赶快打断他的思绪，试图将他从自责中拉回现实。
“That was her choice”，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但在这一句话脱口而出后，我又意识到，这可能不仅是对他的安慰，更像是在为我自己寻找一种心理支撑——为我将来可能要面对的同样场景提前做出开脱。
是否每一个老龄自杀案件背后，都要由子女背负起不孝子孙的罪名，才能合理化他们的自杀行为？那么日益上升的老龄自杀趋势，难道是因为社会越走向文明进步，子女就变得越不孝顺了吗？这根本说不通。
而又有多少人理解，有情绪障碍的老龄人常常处于一种“爱，无感；活，无力”的状态。就像已经僵硬的海绵，无论你怎样倾注关爱，他们都无法接住、吸收，更无法软化那些已经深深扎根的决意。
是让彼此解脱的爱吗
我庆幸，在琼瑶自杀的新闻事件中，没有人将她的选择归咎于她的儿子或媳妇不够孝顺。或许是因为她早在2017年出版的《雪花飘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后的一课》中，就已经清楚写明了自己的临终遗愿。
琼瑶早在2017年出版的《雪花飘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后的一课》中，就已经清楚写明了临终医疗意愿。（图：互联网）
有人说，晚年在万病缠身，生无可恋之时选择安乐死，是让自己与照护者彼此解脱的一种爱，这一观点我有所保留。
我曾照顾晚期癌症的家婆，看她积极应付每轮次的化疗和电疗，哪怕进入安宁照护的阶段，她仍微笑着与家人聚餐。临终前，最后一晚还特别交代要让医生好友夫妻过来探访，好再拍一张合影留念。
插着鼻胃管照样逗孙玩儿的乐观阿嫲。（图：纪慧琴）
我和孩子们陪着阿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孩子们亲眼见到阿嫲归于尘土，虽是让孩子非常难过的经历，但是如今孩子们遇到挫折时，我总问他们一句：你们还记得阿嫲癌末痛苦的样子吗？你们可曾听她说过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阿嫲坦然面对衰老与病痛，让孩子们亲眼见证生命的逐渐凋零，这难道不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教育吗？这份充满勇气与爱的教诲，难道不是更能让后人从中受益吗？
或许，我们无法改变长辈们生命的终结方式，但至少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足够坦然，自杀或安乐死并非彼此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