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杨祥章，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际弘，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导语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激增、国际安全互信有待增强的形势势下，2023年6月2-4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洲安全峰会）举世瞩目。香格里拉对话会始于2002年，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多边防务对话机制，因固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举办而得名。作为一个大型军事训练都要借用他国领土的弹丸小国，新加坡何以能在如此重要的地区安全对话会议中唱主场？香格里拉对话会又给新加坡带来了什么？
01 为什么是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会落地新加坡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加坡的对外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国际环境催生香格里拉对话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经历了深刻变动，全球地缘关系出现了重大重组，全球的安全形势也发生较大变化。就亚太地区而言，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开始陆续撤出，使该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真空，也使得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出现了新的变量。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集团在亚太地区的对抗宣告结束，但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和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需要将西方主导的安全机制以及防务理念引入亚洲，从而扩大西方国家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冷战后直至21世纪初，亚太地区成型的安全机制并不多，其中较为重要的东盟地区论坛由于侧重于外长对话，并且其理念和实践主要以围绕东盟为中心，因此并不能满足西方国家在军事防务方面的战略需求。特别是美国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参与兴趣并不高，限制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
基于以上原因，进入21世纪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y IISS）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和走向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在冷战时期西方防务外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防务外交理念，提倡在亚太地区以新防务理念为指导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此外，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开始兴起将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起来的双轨外交或者“一轨半”外交，也促进了地区安全机制的革新。同时，进入到21世纪，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突出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不断兴起，更加促使西方国家及其实际支持下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有意向在亚太地区创设新的安全机制，并试图将西方主导的防务外交理念运用到亚太地区进行具体的实践。2001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意识到亚洲国家缺乏有效的安全对话机制，于是设想在亚洲打造一个类似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国际安全对话机制。基于上述原因，香格里拉对话会顺势萌芽。
（二）新加坡政策倾向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相匹配
冷战时期新加坡的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为亲近西方、防范共产主义势力和以东盟为依托保障地区安全并抵制域外干涉。而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大国军事集团对抗的瓦解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束，新加坡的对外政策开始转向如何借助各种力量对域内外的大国势力进行平衡，从而保证新加坡的生存空间并为其赢得最大限度的发展机会。美国等西方大国传统上是作为东盟国家的合作伙伴存在于亚太地区的势力，而中国、印度等国则是作为地区内的新兴大国，因此新加坡面临着如何借助外部力量平衡周边新兴大国影响力快速上升以及借助新兴大国遏制大国过度介入本地区事务的战略需求。通过联合域外国家来实现地区平衡，成为新加坡支持发起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动因。
2001年2月，约翰·奇普曼向新加坡时任新加坡总统塞拉潘·纳丹(Sellapan Rama Nathan )推介了自己的设想，并得到新加坡当局的积极响应。经新加坡国会讨论，正式确定新加坡政府为该会议提供支持，由新加坡国防部参与协办。2004年，国际战略研究所正式设立亚洲办公室后，开始独立举办香格里拉对话会。
02 新加坡得到了什么？
香格里拉对话会为参与国提供了一个“公开、包容的会见场合”来消弭或者协调在安全事务上的分歧。对新加坡而言，它不仅有效缓解了新加坡的小国忧虑，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新加坡可以在维护地区和平上扮演重要的外交角色。换而言之，新加坡从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既收获了安全利益，同时还获得了外交利益。
（一）缓解新加坡的小国忧虑
香格里拉对话会本身不仅是各国用来协商地区安全热点议题的平台，同时还是一个用来宣介各国的安全政策、增信释疑的重要窗口。大国对安全理念与国防政策的公开外部宣介，也有利于减缓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中小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新加坡作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小国，缺乏自我保障安全的足够实力和手段。在物质性实力和军事力量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制度性和话语式的权力路径就显得较为务实。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参与主体和议题内容方面具有包容性，在运作方式方面具有灵活性，同时本身还是一个允许各国宣介各自军事和防务政策的开放平台，并且以双轨并行的方式注重实效。例如，2023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举办了7场全体大会、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6场特别论坛。中方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进行的大会发言，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进行推介，引发了与会各方的广泛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使新加坡能够在东盟及其倡导的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之外，进一步获得一个与地区国家特别是域外大国之间直接进行高级别安全沟通的机会，从而增加了新加坡处理安全事务和保障自身安全利益的筹码，从而有助于新加坡更好地实现大国平衡的地区均势目标。
（二）增强了新加坡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新加坡的外交素有开展“小国大外交”的传统。香格里拉对话会固定在新加坡举办，随着它的发展壮大，新加坡获得了更多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和与大国进行协商对话的机会。
2002年首届香格里拉峰会的参与国仅有10余个，各国代表团的领队基本是副部长级别，包括美国防务副部长。到2006年，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家增加到23个，其中17个国家的代表团由防务部长亲自带队。202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则吸引了来自41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参会。相对于东盟框架下既有的安全对话机制，定期、定点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给新加坡提供了将各大国牵引进来的主场优势。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前后，会顺道对新加坡进行访问，就双边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新加坡可以借机表达本国对亚太安全热点问题的关切和立场，密切与相关国家在安全防务上的合作，进而增强本国防务能力，提升在亚太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例如，2023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与日本签署了《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协议》（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东南亚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