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
楊祥章，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楊際弘，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導語在全球不確定性因素激增、國際安全互信有待增強的形勢勢下，2023年6月2-4日在新加坡舉辦的第20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亞洲安全峰會）舉世矚目。香格里拉對話會始於2002年，是亞洲最為重要的多邊防務對話機制，因固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飯店舉辦而得名。作為一個大型軍事訓練都要借用他國領土的彈丸小國，新加坡何以能在如此重要的地區安全對話會議中唱主場？香格里拉對話會又給新加坡帶來了什麼？
01 為什麼是新加坡
香格里拉對話會落地新加坡與當時的國際環境以及新加坡的對外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國際環境催生香格里拉對話會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政治力量的對比格局經歷了深刻變動，全球地緣關係出現了重大重組，全球的安全形勢也發生較大變化。就亞太地區而言，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開始陸續撤出，使該地區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戰略真空，也使得各國面臨的安全環境出現了新的變量。更為重要的是，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大集團在亞太地區的對抗宣告結束，但中國國家實力的上升和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需要將西方主導的安全機制以及防務理念引入亞洲，從而擴大西方國家在亞太安全事務中的話語權。冷戰後直至21世紀初，亞太地區成型的安全機制並不多，其中較為重要的東協地區論壇由於側重於外長對話，並且其理念和實踐主要以圍繞東協為中心，因此並不能滿足西方國家在軍事防務方面的戰略需求。特別是美國對以東協為中心的地區安全機制參與興趣並不高，限制了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的進程。
基於以上原因，進入21世紀後，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y IISS）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和走向進行了重新評估，並在冷戰時期西方防務外交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防務外交理念，提倡在亞太地區以新防務理念為指導建立新的安全機制。此外，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地開始興起將官方與非官方相結合起來的雙軌外交或者「一軌半」外交，也促進了地區安全機制的革新。同時，進入到21世紀，恐怖主義等一系列突出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不斷興起，更加促使西方國家及其實際支持下的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有意向在亞太地區創設新的安全機制，並試圖將西方主導的防務外交理念運用到亞太地區進行具體的實踐。2001年，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約翰·奇普曼（John Chipman）意識到亞洲國家缺乏有效的安全對話機制，於是設想在亞洲打造一個類似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國際安全對話機制。基於上述原因，香格里拉對話會順勢萌芽。
（二）新加坡政策傾向與香格里拉對話會相匹配
冷戰時期新加坡的對外政策主要表現為親近西方、防範共產主義勢力和以東協為依託保障地區安全並抵制域外干涉。而冷戰結束之後，由於大國軍事集團對抗的瓦解和意識形態競爭的結束，新加坡的對外政策開始轉向如何藉助各種力量對域內外的大國勢力進行平衡，從而保證新加坡的生存空間並為其贏得最大限度的發展機會。美國等西方大國傳統上是作為東協國家的合作夥伴存在於亞太地區的勢力，而中國、印度等國則是作為地區內的新興大國，因此新加坡面臨著如何藉助外部力量平衡周邊新興大國影響力快速上升以及藉助新興大國遏制大國過度介入本地區事務的戰略需求。通過聯合域外國家來實現地區平衡，成為新加坡支持發起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動因。
2001年2月，約翰·奇普曼向新加坡時任新加坡總統塞拉潘·納丹(Sellapan Rama Nathan )推介了自己的設想，並得到新加坡當局的積極響應。經新加坡國會討論，正式確定新加坡政府為該會議提供支持，由新加坡國防部參與協辦。2004年，國際戰略研究所正式設立亞洲辦公室後，開始獨立舉辦香格里拉對話會。
02 新加坡得到了什麼？
香格里拉對話會為參與國提供了一個「公開、包容的會見場合」來消弭或者協調在安全事務上的分歧。對新加坡而言，它不僅有效緩解了新加坡的小國憂慮，也向國際社會表明，新加坡可以在維護地區和平上扮演重要的外交角色。換而言之，新加坡從香格里拉對話會中既收穫了安全利益，同時還獲得了外交利益。
（一）緩解新加坡的小國憂慮
香格里拉對話會本身不僅是各國用來協商地區安全熱點議題的平台，同時還是一個用來宣介各國的安全政策、增信釋疑的重要窗口。大國對安全理念與國防政策的公開外部宣介，也有利於減緩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中小國家對自身安全的擔憂。
新加坡作為一個典型的區域性小國，缺乏自我保障安全的足夠實力和手段。在物質性實力和軍事力量匱乏的情況下，選擇制度性和話語式的權力路徑就顯得較為務實。
香格里拉對話會在參與主體和議題內容方面具有包容性，在運作方式方面具有靈活性，同時本身還是一個允許各國宣介各自軍事和防務政策的開放平台，並且以雙軌並行的方式注重實效。例如，2023年香格里拉對話會舉辦了7場全體大會、2場部長級圓桌會議和6場特別論壇。中方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就「中國的新安全倡議」進行的大會發言，對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進行推介，引發了與會各方的廣泛關注。香格里拉對話會這樣一個具有創新性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使新加坡能夠在東協及其倡導的東協地區論壇等多邊機制之外，進一步獲得一個與地區國家特別是域外大國之間直接進行高級別安全溝通的機會，從而增加了新加坡處理安全事務和保障自身安全利益的籌碼，從而有助於新加坡更好地實現大國平衡的地區均勢目標。
（二）增強了新加坡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作用
新加坡的外交素有開展「小國大外交」的傳統。香格里拉對話會固定在新加坡舉辦，隨著它的發展壯大，新加坡獲得了更多參與地區安全事務和與大國進行協商對話的機會。
2002年首屆香格里拉峰會的參與國僅有10餘個，各國代表團的領隊基本是副部長級別，包括美國防務副部長。到2006年，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國家增加到23個，其中17個國家的代表團由防務部長親自帶隊。2023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則吸引了來自41個國家的600多名代表參會。相對於東協框架下既有的安全對話機制，定期、定點舉辦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給新加坡提供了將各大國牽引進來的主場優勢。可以看到，一些國家的代表團在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前後，會順道對新加坡進行訪問，就雙邊關心的問題進行磋商。新加坡可以藉機表達本國對亞太安全熱點問題的關切和立場，密切與相關國家在安全防務上的合作，進而增強本國防務能力，提升在亞太地緣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例如，2023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新加坡與日本簽署了《國防裝備和技術轉讓協議》（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文章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東南亞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