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统计局（7日）公布了本地受雇居民住户的工作月入中位数。
数据显示，本地受雇居民住户的工作月入从2022年的1万零99元，增长至去年的1万零869元。
不过，每当这类数据公布，网络上往往会有部分声音质疑相关数据偏离了一般新加坡人所面临的真实情况。
这些疑虑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与对相关数据的误解有关。
红蚂蚁以下将针对几个较常出现的经济数据展开说明，希望大家未来能更精确了解相关数据背后所代表的含义。
为何用中位数而非平均数？
蚁粉应该不难发现，每当官方呈现收入之类的数据时，大多会用到中位数（median），而非大家更熟悉的平均数（mean）。
首先，我们必须先理解，在简单的数学原理中，所谓的平均值（average）其实有三种不同的测量方式，其中较常见又属平均数（mean）和中位数（median）。
以下是平均数和中位数的计算方式：
平均数：将所有数值相加，然后用总数除以相加数值的数目来测定（这也是大众最熟悉的平均值（average）算法）
中位数：将所有数值从高到低排列，然后找到位于最中间的数值来测定
呈现本地居民的收入数据时之所以采用中位数，是因为中位数比较不容易受一组数据中极端值的影响。
举例来说，红蚂蚁和身家达2000亿美元的全球首富马斯克的财产加在一起是2000多亿美元，以平均数来说，就是2000多亿美元除以2，因此红蚂蚁和马斯克的资产平均数为1000亿美元。
但这并不意味着红蚂蚁的身家有1000亿美元，实际上是马斯克超高的“极端值”垫高了身价平庸的红蚂蚁。
再举个例子，如果将红蚂蚁和8个一般收入的打工族，以及全球首富马斯克合共10人关在一间房间，计算房里10人的财产平均数（mean），也很有可能得出大家平均有200亿美元的结论。
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这偏离了现实情况，因为马斯克近2000亿美元的资产是个异于常态的极端值，才大幅拉高了平均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以中位数计算，将红蚂蚁和其他打工族，以及马斯克的资产按数值高低排列，取出位于中间的中位数来判定房里10个人的财产现况，以得出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答案。
同理，堪称新加坡“打工皇帝”的星展集团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在2022年的收入高达1540万新元，无疑也是个极端值，这时如果用平均数来呈现本地居民的收入，就有可能导致过于高估的情况，因此改用中位数，才能更精确反映本地打工族的收入实况。
以2023年本地受雇居民住户工作月入中位数1万零869新元来看，即意味着在新加坡有一半家庭的工作月入少于1万零869元，一半家庭工作月入高于1万零869新元。
本地家庭工作月入2023年的工作月入中位数为1万零869新元。（海峡时报）官方数据的居民收入通常计入公积金和花红
解读当局有关国人收入的数据时也必须注意，相关算法并不仅限于我们每个月实际上能领到的工资（即所谓可以“带回家”的工资），该算法同时也包括了公积金和花红。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定义，所谓的家庭月收入具有以下几个重点：
家庭收入是所有受雇家庭成员的工作收入总和；
上述收入也包括了花红的12分之一（即把该年花红平均分配到每个月）；
上述收入包含雇主和雇员缴交的公积金。
因此，在解读家庭收入时，也必须考量到有的家庭月收入虽然看似较高，但这可能源于他们的家庭规模较大，同时工作人口也较多。
此外，人力部所公布的居民个人月收入中位数，也同样把公积金和花红纳入计算。
根据现行规定，我国55岁以下雇员每月工资的公积金总缴交率是薪水的37%，即雇主和雇员分别缴交17%和20%。
换句话说，当局数据中一名月薪5000新元的新加坡人，在扣除公积金后，每个月实际能拿回家的钱最多只会有3150新元，如果他/她在当年还有领取花红，那每个月实际拿回家的金额可能还会更少。
根据人力部统计，2023年本地居民的个人工作月入中位数为5197元，即代表在新加坡有一半居民的工资少于5197新元，另外一半居民的工作高于5197新元。
下次如果“感觉”自己的薪资和全国中位数相比“夸张地低”，或许可以先提醒一下自己，有没有少算了公积金和花红的部分？
按照当局的逻辑，那笔钱你只是暂时没拿到，但实际上最终都会进入你的口袋，所以当然会计入你的薪资所得。
官方有关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数据都有纳入公积金缴纳额和花红。（商业时报）实际收入、名义收入傻傻分不清楚？
接下来再谈谈当局在公布薪资增减相关资讯时会用到的两组词汇——“实际”（real）和“名义”（nominal）。
这里要先套句长辈很爱说的“想当年”：
想当年，一杯咖啡才多少钱；想当年，一盘鸡饭才多少钱；想当年，一餐杂菜饭才多少钱……
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因此，20年前的一块钱，不会等同于今天的一块钱，两者的购买力是不尽相同的。
因此，国人薪资的增长幅度也得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才可至少维持或改善生活条件。
当国人收入“名义上”增长时，这只代表薪水数值的增长，但并不等同于国人的购买力增加；只有当国人收入“实际”增长时，才意味着购买力的增长，是名副其实的增长。
以新加坡统计局今早公布的数据来看，本地受雇居民住户的工作月入从2022年的1万零99元，增长至去年的1万零869元，“名义上”增加了7.6%，看似很多，但考虑通胀后，“实际上”只增加了2.8%。
另一更直观的例子是2023年的本地居民个人的工作月收入。
根据人力部数据，尽管2023年本地居民个人月收入中位数从2022年的5070新元增至5197新元，“名义上”增加了2.5%，但众所周知，本地去年出现严重通胀，因此本地居民个人月收入中位数“实际上”反而下降了2.3%。
换句话说，去年国人所赚取的薪资账面上来看虽是有所增长的，但实际购买力确实是下滑了。
因此，思考个人薪金究竟算不算有实际增长时，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便是薪金增长的幅度，有没有超过同时段的通胀率。
2023年是通胀严重的一年。（海峡时报）反映贫富差距现象的基尼系数
最后再谈一下今天新加坡统计局也有公布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反映的是社会贫富差距的现象，以0到1表示，1代表社会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0则代表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数字越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越小；反之，数字越大，则代表该国的贫富差距越严重。
联合国设下的警戒线为0.4，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即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
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在2023年为0.433，较2022年的0.437来得更低，代表收入差距缩小。
乍看之下，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联合国设下的0.4警戒线，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只是在政府不进行任何干预下得到的数据，当局实际上会以政府转移和税制等手段，达到缩小国人收入差距的效果。
而纳入政府转移和税务因素后，新加坡2023年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0.371。
在新加坡，低收入家庭一般会获得更多的政府相关补贴和援助，这类补贴和援助统称为政府转移。大家今年1月3日收到的社理会邻里购物券（CDC Voucher），以及定期获得的消费税补助券（GST Voucher），便是例子。
此外，新加坡在税制上也采取累进税制，税率会随着纳税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这意味着富人必须缴更高的税，因此也可达到资源再分配的效果，协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现象。
换句话说，下次在解读当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时，不妨以纳入政府转移和税收因素后的基尼系数为主，以更准确地了解我国收入差距现象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