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下课大概九十点钟,去上晚自习上到十二点、一点回家。在这种学习压力之下,我的情绪也不是很好。成绩在班里50个人排23、24名,中等生水平,最多考个211,大概率是一本。”
这段话来自本篇访谈的主人公,一个东北男孩,目前在南洋理工大学(NTU)商学院读大三,主修市场营销,辅修国际贸易。我们与他访谈的地方,就是他在NTU的宿舍——上午刚划完龙舟训练的他,身上还带着那种运动完的飒爽劲儿。
从教育资源不占优势的东北公立中学到NTU商学院,中间横跨的是一次勇敢的转轨和一条三年国际课程之路。这条路上满是全英教材带来的不适、数学微积分怎么都听不懂的挫败、从“死记硬背”到“独立思考”的思维转型。
而他现在坐在宿舍里聊起这些时,语气已是千帆过尽的从容。背后“主动”的每一步,唯有自己能够体会。


“中等生”的出路:
不是退路,是换一条跑道
李祥铭的转轨故事,起点并不光鲜。
“学习压力太大,情绪也不好,成绩没那么拔尖。”他用三个短句概括了自己在国内公立体系里的处境。以当时的状态,能考上211已经是最好的结果。父母做了一个决定:换一个环境,看能不能更好,同时让他有一些国际视野。
很多家庭把国际教育当成“考不上好大学”的备选方案,但李祥铭的经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换体系不是认输,是换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跑道。
选择IB而不是A-Level或AP,是经过仔细考量的。“IB要求你不能偏科,六门学科每一门都要达到一定水平。如果理科很强但文科有明显短板,就不太适合IB。偏向数理、不太愿意写东西的学生,更适合A-Level。”
而他恰恰是文科更有优势的那类学生。语文是他从小就喜欢的学科,经济成绩一直拔尖,“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但能拿到高分”。HL选课里,中文A、经济、数学AI——中文是兴趣,经济是优势,数学是为大学商科打基础。

听不懂的课,不能等它自己变懂
但文科优势不代表没有短板。从公立学校转进IB体系,第一个拦路虎是英语。
“刚进去很不适应,尤其面对全英文教材。我的IB文科阅读和写作能力存在比较大的欠缺,用中文思考没问题,一落到纸上、用英文表达就不会了。”他的应对方式很直接:主动找父母报名雅思和IB专业英语课程,用课外时间去补课堂上的缺口。
更大的挑战来自数学。因为大学想读商科,他选了数学AI作为HL,但这个决定让他吃足了苦头。
“微积分和统计,尤其是前面的泊松分布、二项分布,上课完全听不懂。”他的应对方式也是很多学生做不到的——主动找老师要题,学出了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我说老师,这一块我确实很薄弱,上课跟不上您的节奏,能不能多给我一些题去练习?”同时,他也找到了大量网课自学,把时间扒开揉碎地去用。

“量变产生质变”是他反复提到的一个词。IB英文写作也是一样:不用先写中文再翻译,直接用英文写,卡住的地方圈出来,不会的词先用中文代替,写完再查。“多练,慢慢就都能写出来了。”
三年IB,第一年适应,第二年、第三年走上正轨。不是靠天赋,是靠绝对的主动出击把短板一块一块拼上。

信息差:在中国读IB vs 在新加坡读IB
采访中李祥铭谈到了一个很多国内IB学生和家长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同样的IB成绩,在哪里读,申请结果不一样。
他说了一点自己的观察:“在本地读IB一定比在国内读IB更有优势。按照往年记录,如果在新加坡读IB,可能39分就能保录NTU;在国内读IB,可能需要41、42分往上。”
他解释说,新加坡IB的教学模式和本地大学更贴合,更注重学生的全面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而国内的IB项目,即使用的是国际课程,教学方式有时还是“中国模式”——“老师讲、学生听,像spoon feeding,没有让学生真正独立思考。”
更关键的是信息差。“申请之前,我都不知道NTU有single major、double major、double degree这些不同的项目类型。也不知道国际学生可以申请学费补贴tuition grant。”
还有时间线的差异。新加坡本地IB学校11月大考、1月出分,用实考成绩申请NTU,直接拿正式录取。国内IB学校5月大考、7月出分,只能用预估成绩申请,等实考成绩出来学校才发录取。
这一来一回,中间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不要把大学读成“上下课回家”
现在的李祥铭,龙舟校队、慈善社、摄影社、跳舞社、商学院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俱乐部,活动列表拉出来长到让人眼花。
为什么把行程塞这么满?他的回答风趣又坦诚。“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拿hall的分数。NTU只有大一、大二保宿舍,大三不保。住hall里面,有认识的同学,隔壁可以串门聊天、一起开party,是真正的大学生活。去外面租房,就是上下课回家,没有那种感觉了。”
他希望明年能留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正在为分数努力。
但活动不只是为了保宿舍,他特别强调实习对商学院学生的重要性。“我们专业基本没人考虑读硕士博士,都是以就业为导向。NTU商学院是三年制,课程非常紧凑,没有专门一个学期给我们实习,必须利用好寒暑假。实习越多,简历越亮眼,面试越从容,也越有可能在毕业时拿到return offer。”
上了大学的他依然在“主动”。短期规划是毕业后直接在新加坡找工作,积累了一定行业经验之后,如果觉得有必要,再考虑回学校读硕士。
“更有可能是在一家公司长久干下去,一步一步往上走。”
对话接近尾声,对于如同自己一样准备少小离家的孩子们,李祥铭也给出了温暖的叮嘱:
“孩子十三四岁就要远离父母,去一个异国他乡读书,对孩子和家长都是很大的挑战。如果可以陪伴孩子,还是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实在不行就选择寄宿家庭。多跟孩子沟通,多打电话,多给一些在异国他乡的温暖。”
“如果孩子读书没有那么好,请家长也不要太过责怪他们。还有更多的路径可以选择。”
这句话从当年那个在50人的班级里排二十几名、觉得自己“大概率一本”的男孩口中说出来,有一种特殊的说服力。不是每个孩子都要走同一条路,也不是每一个“中等生”都没有翻盘的剧本。有时候,换一条跑道,比在同一条路上加倍努力,更需要勇气,也更具改变轨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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