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开始聚焦于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备受关注的美剧《最后的生还者》讲述了人类如何在一场全球疫情中幸存下来的故事。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置身于后疫情时代的现实中。新近发布的《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White Paper on Singapore’s Response to COVID-19)不仅评估了新加坡应对疫情的一系列措施，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教授简介
Terence Ho | 何伟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副教授
这份白皮书列举了新加坡抗疫历程中的八个可取之处，以及稍显不足或有待改进的六个方面，并总结出七条经验教训，以便未来再次应对大流行病时做好准备。在报道这份白皮书时，《海峡时报》资深健康记者Salma Khalik指出，这并不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行为，而是为了深入了解新加坡在成功的基础上如何再接再厉，以避免在下一场大流行病中重蹈覆辙，陷入“战争迷雾”。
“战争迷雾”一词描绘的场景类似于人们应对新挑战时，总是运用特定的经验教训。这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个军事隐喻——“照搬过去的作战经验”(Fighting The Last War)。这指的是一种很普遍的错误：无论需要应对的新挑战是大流行病、金融危机抑或其他突发公共事件，人们总是基于以往应对挑战的经验教训做好规划，而不考虑新形势和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法国的军事参谋人员借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经验，在边境建造一条巨大的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然而，固若金汤的防御很快败给了以速度和机动性著称的德国闪电战(Lightning War)。
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在周一的国会动议辩论《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时表示：“我们不仅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还必须以灵活的思维来应对新形势，不能固步自封，仅止步于当前对于危机发展的认识。”考虑到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应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以避免落入“照搬过去的作战经验的陷阱”？以下提供了四种方法。
有备无患，意料之外尽在意料
首先，政策制定者应该验证假设并针对不同的场景做好应对计划，吸纳不同的观点。黄循财副总理指出，尽管新加坡在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方面的经验“帮助我们避免了冷启动问题，但这也致使我们对新冠病毒做出一些错误假设”。当时有人认为新冠病毒只能通过有症状的感染者传播，因为SARS就是这种情况，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政府对外籍劳工宿舍防范措施不足，并在疫情初期建议公众只在生病时戴口罩。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信贷风险的关注越来越普遍。同样的经验也适用于金融危机，例如美国的硅谷银行因利率上升引发了银行挤兑而倒闭。
众所周知，美国国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最安全的资产。然而，在过去几个月中，监管机构却掩盖了中型银行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为应对危机，金融机构及政府监管部门等不仅要基于标准规划参数对系统和流程进行压力测试，还需要努力设想这些参数在危机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变化。
举例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政府原本计划从不同国家购买基本医疗用品，但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了出口管制，再加上疾病爆发和防控措施导致运输和物流中断，这个计划遭遇重重困难。
为保证应急计划的完备性和准确性，政策规划者最好邀请外部各方人员针对计划提出多方面质疑，从而发现可能存在的盲点和认知偏差。但单单组建一个多样化的群体来提供反馈并不能保证思维的多元化，规划者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获取每个成员的意见，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而不仅仅是那些地位高或发言多的人士。
快速响应，微弱信号洞若观火
值得赞扬的是，在新加坡应对新冠疫情的历程中，政府能够迅速根据新的信息和事态发展调整政策。在认识到病毒可能通过空气无症状传播后，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强制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当出现了传染性更强但致死率较低的病毒变种时，考虑到人口通过疫苗接种或既往感染获得更高的免疫力，政府取消了繁琐的接触者追踪和隔离协议。
同样，最初的雇佣补贴计划仅提供薪资的8%作为补贴比率，与SARS危机期间提供的12%相差不大。但随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补贴比率迅速提高。正如白皮书所述，有效的危机应对措施必须“结合事前的充分准备和适当的即兴发挥”。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轻率得出简单的结论。比如，在应对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疾病时，不能轻率得出早期关闭或重新开放边境更好、或晚一些关闭或重新开放边境更好的结论。相反，应该根据当前具体情况考虑，同时必须评估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的风险。
决策正确与否需要在事后才能确定，但即使在事后，人们的看法也可能存在分歧。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监测手段和相应的机制，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方向。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关键在于要在微弱信号升级为全面危机之前做出反应。制定应急风险评估协议，并及时将风险情况通报管理层同样至关重要。此外，追踪近似事故也有助于组织在造成生命或财产损失之前发现先前未知的风险。
考虑到第一例宿舍病例是在2020年2月8日发现的，这就意味着外籍劳工宿舍爆发的新冠疫情比3月底的聚集性感染早了一个多月。但问题在于，这些风险是否本可以在早期就能得到规避。
双重防线，灵活应对未来危机
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挑战时所能选择的方案是由我们的能力所决定的。购置足够多的隔离设施以容纳大量从宿舍迁出的劳工，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同样，隔离设施的不足导致新加坡政府限制了持有长期工作准证者返回新加坡的人数。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由于医用口罩库存有限，政府不得不为医护人员留出口罩。
建设基础设施和资源缓冲区是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关键，但必须在不增加过高成本的前提下巧妙实现。例如，开发具备两用功能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在和平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还能在疫情爆发时迅速转变为检测或隔离设施。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在危机期间重新规划私人住宿和医疗保健设施的用途，避免过多地占用公共资源。
为了应对必需品和服务方面的需求，在提高国内生产力的同时，新加坡政府应该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并确保储备充足。这些经验教训已经在《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中反映，并在随后的国会辩论中得到相应讨论。
此外，新冠疫情再次凸显了新加坡财政储备在应对疫情或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新加坡应继续将财政储备视为关键资源，并妥善管理。
前线勇者，努力勤奋功不可没
新冠疫情让新加坡全国开始重视前线工作人员。许多前线人员在医疗保健、运输、清洁等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公众利益，他们不惜冒着个人危险为公众服务。在后疫情时代，前线人员的日常工作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在列车没有重大故障或恐怖袭击的情况下，那些负责维护火车和公共安全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被忽视，但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认可和奖励。而高层管理人员的关注可以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关注细节、勤勉用心。
社会应该给予那些默默无闻、维持事务正常运作的人应有的赞誉，以确保民众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都有一个强大的本土核心力量可以依赖。新加坡已经成功摆脱了疫情引发的“一代人的危机”(Crisis of A Generation)，但我们必须谨记：下一次危机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刚刚经历的疫情，而且它可能就在眼前。
文章来源：Global-Is-Asian，2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
作者：何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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