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開始聚焦於後疫情時代的生活。備受關注的美劇《最後的生還者》講述了人類如何在一場全球疫情中倖存下來的故事。但實際上我們已經置身於後疫情時代的現實中。新近發布的《新加坡應對冠病白皮書》(White Paper on Singapore’s Response to COVID-19)不僅評估了新加坡應對疫情的一系列措施，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教授簡介
Terence Ho | 何偉倫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實踐副教授
這份白皮書列舉了新加坡抗疫歷程中的八個可取之處，以及稍顯不足或有待改進的六個方面，並總結出七條經驗教訓，以便未來再次應對大流行病時做好準備。在報道這份白皮書時，《海峽時報》資深健康記者Salma Khalik指出，這並不是一種沾沾自喜的行為，而是為了深入了解新加坡在成功的基礎上如何再接再厲，以避免在下一場大流行病中重蹈覆轍，陷入「戰爭迷霧」。
「戰爭迷霧」一詞描繪的場景類似於人們應對新挑戰時，總是運用特定的經驗教訓。這讓人不禁想起另一個軍事隱喻——「照搬過去的作戰經驗」(Fighting The Last War)。這指的是一種很普遍的錯誤：無論需要應對的新挑戰是大流行病、金融危機抑或其他突發公共事件，人們總是基於以往應對挑戰的經驗教訓做好規劃，而不考慮新形勢和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法國的軍事參謀人員借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經驗，在邊境建造一條巨大的防禦工事——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然而，固若金湯的防禦很快敗給了以速度和機動性著稱的德國閃電戰(Lightning War)。
新加坡副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在周一的國會動議辯論《新加坡應對冠病白皮書》時表示：「我們不僅需要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還必須以靈活的思維來應對新形勢，不能固步自封，僅止步於當前對於危機發展的認識。」考慮到這一點，政策制定者應如何為未來做好準備，以避免落入「照搬過去的作戰經驗的陷阱」？以下提供了四種方法。
有備無患，意料之外盡在意料
首先，政策制定者應該驗證假設並針對不同的場景做好應對計劃，吸納不同的觀點。黃循財副總理指出，儘管新加坡在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方面的經驗「幫助我們避免了冷啟動問題，但這也致使我們對新冠病毒做出一些錯誤假設」。當時有人認為新冠病毒只能通過有症狀的感染者傳播，因為SARS就是這種情況，這種錯誤的認識導致政府對外籍勞工宿舍防範措施不足，並在疫情初期建議公眾只在生病時戴口罩。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對於信貸風險的關注越來越普遍。同樣的經驗也適用於金融危機，例如美國的矽谷銀行因利率上升引發了銀行擠兌而倒閉。
眾所周知，美國國債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最安全的資產。然而，在過去幾個月中，監管機構卻掩蓋了中型銀行持有大量美國國債所面臨的利率風險。為應對危機，金融機構及政府監管部門等不僅要基於標準規劃參數對系統和流程進行壓力測試，還需要努力設想這些參數在危機期間可能會發生的變化。
舉例來說，在新冠疫情期間，新加坡政府原本計劃從不同國家購買基本醫療用品，但由於各國政府實施了出口管制，再加上疾病爆發和防控措施導致運輸和物流中斷，這個計劃遭遇重重困難。
為保證應急計劃的完備性和準確性，政策規劃者最好邀請外部各方人員針對計劃提出多方面質疑，從而發現可能存在的盲點和認知偏差。但單單組建一個多樣化的群體來提供反饋並不能保證思維的多元化，規劃者還必須有意識地努力獲取每個成員的意見，確保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到，而不僅僅是那些地位高或發言多的人士。
快速響應，微弱信號洞若觀火
值得讚揚的是，在新加坡應對新冠疫情的歷程中，政府能夠迅速根據新的信息和事態發展調整政策。在認識到病毒可能通過空氣無症狀傳播後，政府立即採取行動，強制要求民眾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
當出現了傳染性更強但致死率較低的病毒變種時，考慮到人口通過疫苗接種或既往感染獲得更高的免疫力，政府取消了繁瑣的接觸者追蹤和隔離協議。
同樣，最初的僱傭補貼計劃僅提供薪資的8%作為補貼比率，與SARS危機期間提供的12%相差不大。但隨著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潛在負面影響日益顯現，補貼比率迅速提高。正如白皮書所述，有效的危機應對措施必須「結合事前的充分準備和適當的即興發揮」。因此，我們應該避免輕率得出簡單的結論。比如，在應對引起國際廣泛關注的疾病時，不能輕率得出早期關閉或重新開放邊境更好、或晚一些關閉或重新開放邊境更好的結論。相反，應該根據當前具體情況考慮，同時必須評估反應不足和過度反應的風險。
決策正確與否需要在事後才能確定，但即使在事後，人們的看法也可能存在分歧。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建立監測手段和相應的機制，以便及時調整政策方向。要做出正確的決策，關鍵在於要在微弱信號升級為全面危機之前做出反應。制定應急風險評估協議，並及時將風險情況通報管理層同樣至關重要。此外，追蹤近似事故也有助於組織在造成生命或財產損失之前發現先前未知的風險。
考慮到第一例宿舍病例是在2020年2月8日發現的，這就意味著外籍勞工宿舍爆發的新冠疫情比3月底的聚集性感染早了一個多月。但問題在於，這些風險是否本可以在早期就能得到規避。
雙重防線，靈活應對未來危機
通常情況下，我們應對挑戰時所能選擇的方案是由我們的能力所決定的。購置足夠多的隔離設施以容納大量從宿舍遷出的勞工，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
同樣，隔離設施的不足導致新加坡政府限制了持有長期工作準證者返回新加坡的人數。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由於醫用口罩庫存有限，政府不得不為醫護人員留出口罩。
建設基礎設施和資源緩衝區是應對未來大流行病的關鍵，但必須在不增加過高成本的前提下巧妙實現。例如，開發具備兩用功能的基礎設施，不僅可以在和平時期發揮重要作用，還能在疫情爆發時迅速轉變為檢測或隔離設施。與私營部門建立合作關係，可以在危機期間重新規劃私人住宿和醫療保健設施的用途，避免過多地占用公共資源。
為了應對必需品和服務方面的需求，在提高國內生產力的同時，新加坡政府應該實現供應鏈的多樣化並確保儲備充足。這些經驗教訓已經在《新加坡應對冠病白皮書》中反映，並在隨後的國會辯論中得到相應討論。
此外，新冠疫情再次凸顯了新加坡財政儲備在應對疫情或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新加坡應繼續將財政儲備視為關鍵資源，並妥善管理。
前線勇者，努力勤奮功不可沒
新冠疫情讓新加坡全國開始重視前線工作人員。許多前線人員在醫療保健、運輸、清潔等領域發揮了關鍵作用。為了公眾利益，他們不惜冒著個人危險為公眾服務。在後疫情時代，前線人員的日常工作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尊重，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例如，在列車沒有重大故障或恐怖襲擊的情況下，那些負責維護火車和公共安全的工作人員可能會被忽視，但他們的貢獻應該得到認可和獎勵。而高層管理人員的關注可以鼓勵員工在日常工作中更加關注細節、勤勉用心。
社會應該給予那些默默無聞、維持事務正常運作的人應有的讚譽，以確保民眾在和平時期和危機時期都有一個強大的本土核心力量可以依賴。新加坡已經成功擺脫了疫情引發的「一代人的危機」(Crisis of A Generation)，但我們必須謹記：下一次危機可能完全不同於我們剛剛經歷的疫情，而且它可能就在眼前。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
作者：何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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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