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范式：有节制的民主
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以来各政治共同体政治社会运作的机理，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具备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个基本要素。福山像导师亨廷顿一样，批判了那种认为只要推进现代化就可以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论调，认为政治发展顺序非常重要。在进入现代化转型之后，应先建立强势政府而不是大众民主，尚未建立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的会遭受失败。198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稳定有而序的发展。如何处理好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后发展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根本问题。
新加坡稳定有序地民主进程，对后发展国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亦是对福山观点的有力支持。“渐进式民主”与“体制内民主”的转型方式，可以持续地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从而使经济、社会和政治都稳定地向前发展，既没有出现无序状态也没有出现中断或倒退。虽然新加坡的民主测量指数还未达到欧美民主政体的标准，但是由于其国家治理水平较高，民众的民主权利实现程度也相对较高，新加坡的宪法尽管没有赋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但人们可以充分地享受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多不少的民主权利。
国防大学课题组在《新加坡发展之路》书中，对新加坡民主模式概括为：“在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建成法治社会、构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推动了国家从少数人主持的精英政治向精英政治与人民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有节制的民主。新加坡选择这种有节制的民主模式，从深层次说，还是与李光耀早年对自由民主的审慎态度有关。他在回忆录中谈到，民主治理的关键，首先必须有一群政治参与兴趣浓厚且时刻保持警觉的选民，由他们选举政治家管理国家事务，然后还要通过民意的力量约束他们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其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存在多个讲诚信、有能力的政党，使这个社会在更换领导人时有其他选择。李光耀因此强调，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只有人民面临多项选择但能理性选举时方可实现良性运作，永远不会出现最理想的选择，“好政府取决于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的代表明智、谨慎且有效地动用这些权力。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运作民主制度，那么无论这个制度多么完美，终将消亡。”
李光耀的审慎与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作为一种比较成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经验虽然可以超越城市国家与文化界限，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不同于坚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老一代选民，不仅对物价上涨、工资贬值、交通拥挤、组屋申请难等民生问题方面较为敏感，而且也较反感人民行动党“高薪养廉”、“高薪揽才”的精英主义。新一代选民的自由与平等观念日益进步，对执政党认同感不强，反而较为同情反对党，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新加坡未来政治体制如何演变，如何平衡民主与民粹的关系，不啻为一个世纪性的制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