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範式：有節制的民主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系統地探討了近代以來各政治共同體政治社會運作的機理，提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具備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三個基本要素。福山像導師亨廷頓一樣，批判了那種認為只要推進現代化就可以提高國家治理水平的論調，認為政治發展順序非常重要。在進入現代化轉型之後，應先建立強勢政府而不是大眾民主，尚未建立有效統治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的會遭受失敗。1980年代以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許多發展中國家，但是只有少數國家或地區實現了政治穩定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實現穩定有而序的發展。如何處理好政治秩序與政治發展的關係，是後發展國家進行有效治理的根本問題。
新加坡穩定有序地民主進程，對後發展國家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亦是對福山觀點的有力支持。「漸進式民主」與「體制內民主」的轉型方式，可以持續地推進國家治理方式的變革，從而使經濟、社會和政治都穩定地向前發展，既沒有出現無序狀態也沒有出現中斷或倒退。雖然新加坡的民主測量指數還未達到歐美民主政體的標準，但是由於其國家治理水平較高，民眾的民主權利實現程度也相對較高，新加坡的憲法儘管沒有賦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權利，但人們可以充分地享受到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那些不多不少的民主權利。
國防大學課題組在《新加坡發展之路》書中，對新加坡民主模式概括為：「在保持經濟長期快速增長、建成法治社會、構建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基礎上，穩妥、有序地推動了國家從少數人主持的精英政治向精英政治與人民民主政治相結合的方向發展，確保了國家的持續發展和長久繁榮。」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的民主實質上是一種有節制的民主。新加坡選擇這種有節制的民主模式，從深層次說，還是與李光耀早年對自由民主的審慎態度有關。他在回憶錄中談到，民主治理的關鍵，首先必須有一群政治參與興趣濃厚且時刻保持警覺的選民，由他們選舉政治家管理國家事務，然後還要通過民意的力量約束他們選舉出來的政治家。其次，一個民主社會必須存在多個講誠信、有能力的政黨，使這個社會在更換領導人時有其他選擇。李光耀因此強調，一人一票的議會民主制，只有人民面臨多項選擇但能理性選舉時方可實現良性運作，永遠不會出現最理想的選擇，「好政府取決於由人民選舉、對人民負責的代表明智、謹慎且有效地動用這些權力。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須選擇優秀的人擔任政府職務。如果一個民族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運作民主制度，那麼無論這個制度多麼完美，終將消亡。」
李光耀的審慎與憂慮不是沒有道理，作為一種比較成功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經驗雖然可以超越城市國家與文化界限，但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其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選民人數不斷增加。他們不同於堅定支持人民行動黨的老一代選民，不僅對物價上漲、工資貶值、交通擁擠、組屋申請難等民生問題方面較為敏感，而且也較反感人民行動黨「高薪養廉」、「高薪攬才」的精英主義。新一代選民的自由與平等觀念日益進步，對執政黨認同感不強，反而較為同情反對黨，重視對政府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新加坡未來政治體制如何演變，如何平衡民主與民粹的關係，不啻為一個世紀性的制度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