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而远之的李光耀
1987年，李光耀来中国访问。在他访华的行程中，有一项是到北京恭王府参观。当时恭王府归文化部管辖，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奉命亲自前去陪同参观。
王蒙后来回忆，这次见面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和李光耀谈话时，由于英语并不是很好，所以说着说着就会从英文变成中文。而他每次说中文，李光耀都会说：“English，please.”意思是“请讲英语。”
王蒙一度以为这位新加坡的华人总理不懂中文，但事实上，他后来才发现李光耀的中文很不错。
曾在外交部担任外事翻译的章含之也回忆过一件关于李光耀的事情：
1976年5月12日，李光耀访华见到了毛主席，按照一般的惯例，外国元首在和毛主席见面后，第二天《人民日报》都会在头版头条刊登会见的消息与照片。
但第二天李光耀看到《人民日报》后，他就向华国锋总理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你们刊登这条消息和照片前，不征求一下我是否愿意？”
华国锋回答：这是我们的惯例。
但李光耀仍坚持在刊登消息和照片前应该先征得他的同意。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察觉到李光耀对中国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光耀：新加坡的繁荣建立在沼泽之上！
在李光耀执掌新加坡的数十年时间里，“危机感”这三个字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
从新加坡独立之日开始，李光耀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如果连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其它问题将失去讨论的基础。
新加坡的诞生就是危机的产物，当时马来西亚的领袖东姑无法控制奉行“马来人至上”的激进派，导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矛盾日益恶化。
到1964年，马来西亚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种族冲突，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而冲突的双方正是马来人和华人。此事也是推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事件。
但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安全，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很多马来人都坚信，新加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麻烦。另外一些马来人则认为，新加坡的独立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应该对他施以严厉的打击，直到他屈服。
对于马来西亚，李光耀长期怀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仅是利益上的不信任，还有智识上的不信任。李光耀认为，那些激进的马来人随时可能失去理智，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
李光耀后来回忆，如果当时东姑遭遇不测，让激进派的领袖敦拉扎克上台，新加坡将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但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所以，为了让马来西亚不敢轻易向新加坡发起攻击，李光耀说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新加坡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以此得到安全上的保障。
李光耀深知，要想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李光耀语），没有国际秩序的约束是不可能的。
孤军奋战的新加坡有可能在短期内不败，但长远来看它终有一败。大国可以承受很多的失败，但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来说，任何一次失败都可能是致命的。
当然，李光耀也需要整顿新加坡的军事力量。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李光耀把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吴庆瑞任命为内政兼国防部部长。他们迅速组建了17个营的兵力和14个后备营，并组建了自己的海军、空军，从国外购买了大量先进的海陆空装备。
李光耀在2010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没有强大的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国防，新加坡就会受制于邻国，或者变成一个附庸国家。”
在他的这句话里，经济是服务于国防的。
即使在李光耀执政末期，新加坡已经成了亚洲仅有的四个发达国家之一，但李光耀的这种危机感从未消退。
一次访问完新西兰后，李光耀对他的同僚们说：“我敢保证，100年后新西兰依旧绿草如茵，但那时新加坡还存不存在，我不敢保证。”李光耀反复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就像是一座耸立在沼泽上的80层高楼”，它的繁荣是脆弱的，“醒醒吧，我们生活在一个成人的世界里！”
新加坡具有很多地理上的优势，身居马六甲海峡让它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国家，但它也因此失去了地理上的屏障。正如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件珍宝走在闹市，如果他没有能力捍卫这件珍宝，那么珍宝对他来说将是灾祸。
而“在一个4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建立强大的经济和国防体系，必须依赖强而有力的政府。”
李光耀坚持认为，脆弱的新加坡没有存在分歧的资格，如果新加坡政府在未来出现了一个反对派，那新加坡必定走向平庸。这是他晚年反复强调的话，也可以当做他对后辈们最后的嘱托。
但是，在李光耀的晚年，很多新加坡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他们认为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被几亿敌对的马来人包围”是一种恐吓；他们也认为，李光耀强调一个强而有力的、说一不二的政府，是为了便于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对此，李光耀倒也坦然，他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找到了继任者，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我的任务到此为止。对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早就认了。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新加坡为何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身处在两重复杂的环境之中：一是身处冷战中的世界，一是“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
新加坡的条件不允许他们孤立于世界存在，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外界，在军事和政治上同样严重依赖。所以，新加坡无法和其他国家（比如缅甸）那样谁也不靠近。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李光耀一度寄希望于英国人留下，扮演一个“缓冲角色”，但英国在亚太的统治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不断扩大的力量，尽管美国人“惯于耀武扬威”，他也只能努力适应。
至于苏联，虽然新加坡和苏联在1968年就建交了，但此后双方接触一直很少。李光耀说：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捕获的鱼，他们并没有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
李光耀与里根
1977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新加坡对此表示了反对，苏联随后声称：“有2500万华人居住在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第五纵队’。”双方关系恶化。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列，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并禁止苏联的军舰在新加坡停靠维修。
他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得以缓解。不过，此时的苏联已经是日薄西山，他们的总理雷日科夫竟然提出要向新加坡借贷5000万元来购买新加坡的商品。曾经的苏联辉煌不再，竟沦落到向小小的新加坡借钱，李光耀让手下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从上述几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新加坡和李光耀的站边。
苏联人声称的“海外华人在侨居国充当中国代理人”，这是李光耀一直以来都想向外界澄清的问题。在新加坡几百万的人口中，华人占了74.2%，是绝对的主体民族。这曾一度引起过很多国家的戒备和猜疑，尤其是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考虑到李光耀的危机感，和新加坡所处的这种双重环境，我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蒙和章含之的回忆中，李光耀总有一种对中国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本人对外界把新加坡和中国联系起来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才向华国锋提出刊登他和毛主席合照前应该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有意避免和王蒙讲普通话。
李光耀曾坦率地向中国提出：我们有必要做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尽管新加坡和中国在70年代末就已经确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但双方正式建交却是在1990年。新加坡也是亚洲国家中最晚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当然，除了外界的因素，李光耀也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中建立一种牢固的国家认同，这个认同当然是对新加坡的认同，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认同。
1965年新加坡刚刚独立，李光耀就说了一段话：
“我不是中国人，就如肯尼迪总统不是个爱尔兰人。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杨、林的人们，外表上是中国人，说着华语，然而却与中国人不同。
我们有中国人的血统，我们不否认这点；但重要的是，我们以新加坡的立场思考，关心新加坡的权益，而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人的权益着想。”
李光耀强调，当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互相争吵下去，“新加坡将不能生存下去”。
李光耀：我不对祖籍抱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是新加坡华人，他的祖籍是广东梅州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柯玉芝也是华人，祖籍为福建泉州。
身为一个华人国家的华人领导，李光耀深知老一辈华人对中国的感情。
对老一辈华人来说，在海外好好赚钱，然后寄回国帮助亲人，似乎是他们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李光耀认为著名华侨陈嘉庚的经历体现了这一点：他早年下南洋经商发了财，却一直记挂着中国，他积极援助抗战，多次向中国募捐资金，帮助中国盖学校，办教育，最后他回到了中国，病逝于北京。
很多老一辈的新加坡华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李光耀的姨夫，他曾对李光耀说过自己多么希望死后能归葬中国。
但李光耀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华人浪漫主义的想法，他说：“我对我的祖籍不抱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在中国出了名后，他曾祖父的宅院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他的族人们曾给他寄去过一盘光碟，也希望他能为祖宅做点贡献，李光耀表达了感谢，但也表示了拒绝。
他说：“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不会去那里参观的。”
李光耀的话说得很坦诚，这种坦诚或许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对比缅北那些号称自己是“中国远征军后代”，大打感情牌，然后实行诈骗的人。
而在了解到李光耀的文化背景（英国留学）和前新加坡“国父”的身份，我们很难说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错误的。
李光耀并不否认，随着中国的发展，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关注正在日益加大。但他也明确指出：
“回归祖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从种族上说，我们确实是华人。但我们能和中国人不分你我，完全相容吗？仅仅因为我们也说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