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而遠之的李光耀
1987年，李光耀來中國訪問。在他訪華的行程中，有一項是到北京恭王府參觀。當時恭王府歸文化部管轄，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奉命親自前去陪同參觀。
王蒙後來回憶，這次見面中，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和李光耀談話時，由於英語並不是很好，所以說著說著就會從英文變成中文。而他每次說中文，李光耀都會說：「English，please.」意思是「請講英語。」
王蒙一度以為這位新加坡的華人總理不懂中文，但事實上，他後來才發現李光耀的中文很不錯。
曾在外交部擔任外事翻譯的章含之也回憶過一件關於李光耀的事情：
1976年5月12日，李光耀訪華見到了毛主席，按照一般的慣例，外國元首在和毛主席見面後，第二天《人民日報》都會在頭版頭條刊登會見的消息與照片。
但第二天李光耀看到《人民日報》後，他就向華國鋒總理提出了質疑：「為什麼你們刊登這條消息和照片前，不徵求一下我是否願意？」
華國鋒回答：這是我們的慣例。
但李光耀仍堅持在刊登消息和照片前應該先徵得他的同意。
從這兩件事中，我們可以隱隱約約察覺到李光耀對中國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但他為什麼會這樣呢？
李光耀：新加坡的繁榮建立在沼澤之上！
在李光耀執掌新加坡的數十年時間裡，「危機感」這三個字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的。
從新加坡獨立之日開始，李光耀所面臨的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證新加坡的國家安全。如果連國家安全都無法保障，其它問題將失去討論的基礎。
新加坡的誕生就是危機的產物，當時馬來西亞的領袖東姑無法控制奉行「馬來人至上」的激進派，導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矛盾日益惡化。
到1964年，馬來西亞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種族衝突，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傷。而衝突的雙方正是馬來人和華人。此事也是推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道揚鑣的一個重要事件。
但分道揚鑣並不意味著安全，反而可能意味著更大的危險：很多馬來人都堅信，新加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麻煩。另外一些馬來人則認為，新加坡的獨立是一件無法忍受的事情，應該對他施以嚴厲的打擊，直到他屈服。
對於馬來西亞，李光耀長期懷有一種深深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不僅是利益上的不信任，還有智識上的不信任。李光耀認為，那些激進的馬來人隨時可能失去理智，做出一些瘋狂的事情來。
李光耀後來回憶，如果當時東姑遭遇不測，讓激進派的領袖敦拉扎克上台，新加坡將可能遭遇滅頂之災。但好在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所以，為了讓馬來西亞不敢輕易向新加坡發起攻擊，李光耀說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新加坡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以此得到安全上的保障。
李光耀深知，要想在「東南亞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李光耀語），沒有國際秩序的約束是不可能的。
孤軍奮戰的新加坡有可能在短期內不敗，但長遠來看它終有一敗。大國可以承受很多的失敗，但對於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家來說，任何一次失敗都可能是致命的。
當然，李光耀也需要整頓新加坡的軍事力量。
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戰爭，李光耀把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吳慶瑞任命為內政兼國防部部長。他們迅速組建了17個營的兵力和14個後備營，並組建了自己的海軍、空軍，從國外購買了大量先進的海陸空裝備。
李光耀在2010年8月的一次演講中說道：
「沒有強大的經濟，就沒有強大的國防。沒有強大的國防，新加坡就會受制於鄰國，或者變成一個附庸國家。」
在他的這句話里，經濟是服務於國防的。
即使在李光耀執政末期，新加坡已經成了亞洲僅有的四個已開發國家之一，但李光耀的這種危機感從未消退。
一次訪問完紐西蘭後，李光耀對他的同僚們說：「我敢保證，100年後紐西蘭依舊綠草如茵，但那時新加坡還存不存在，我不敢保證。」李光耀反覆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就像是一座聳立在沼澤上的80層高樓」，它的繁榮是脆弱的，「醒醒吧，我們生活在一個成人的世界裡！」
新加坡具有很多地理上的優勢，身居馬六甲海峽讓它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國家，但它也因此失去了地理上的屏障。正如一個小孩子拿著一件珍寶走在鬧市，如果他沒有能力捍衛這件珍寶，那麼珍寶對他來說將是災禍。
而「在一個400萬人口的彈丸之地建立強大的經濟和國防體系，必須依賴強而有力的政府。」
李光耀堅持認為，脆弱的新加坡沒有存在分歧的資格，如果新加坡政府在未來出現了一個反對派，那新加坡必定走向平庸。這是他晚年反覆強調的話，也可以當做他對後輩們最後的囑託。
但是，在李光耀的晚年，很多新加坡的年輕人已經不再認同他的這個觀點。
他們認為李光耀所說的「新加坡被幾億敵對的馬來人包圍」是一種恐嚇；他們也認為，李光耀強調一個強而有力的、說一不二的政府，是為了便於打擊與他意見不同的人。
對此，李光耀倒也坦然，他說：「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找到了繼任者，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代，我的任務到此為止。對於以後要發生的事情，我早就認了。沒有什麼好難過的。」
新加坡為何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身處在兩重複雜的環境之中：一是身處冷戰中的世界，一是「東南亞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冷酷世界」。
新加坡的條件不允許他們孤立於世界存在，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加坡不僅在經濟上嚴重依賴外界，在軍事和政治上同樣嚴重依賴。所以，新加坡無法和其他國家（比如緬甸）那樣誰也不靠近。
新加坡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李光耀一度寄希望於英國人留下，扮演一個「緩衝角色」，但英國在亞太的統治力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不斷擴大的力量，儘管美國人「慣於耀武揚威」，他也只能努力適應。
至於蘇聯，雖然新加坡和蘇聯在1968年就建交了，但此後雙方接觸一直很少。李光耀說：除了蘇聯漁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捕獲的魚，他們並沒有什麼是值得新加坡購買的。
李光耀與里根
1977年，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新加坡對此表示了反對，蘇聯隨後聲稱：「有2500萬華人居住在海外，充當中國的代理人，在各個僑居國內組成『第五縱隊』。」雙方關係惡化。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行列，凍結了雙方的文化交流計劃，並禁止蘇聯的軍艦在新加坡停靠維修。
他們之間這種緊張的關係直到戈巴契夫上台才得以緩解。不過，此時的蘇聯已經是日薄西山，他們的總理雷日科夫竟然提出要向新加坡借貸5000萬元來購買新加坡的商品。曾經的蘇聯輝煌不再，竟淪落到向小小的新加坡借錢，李光耀讓手下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從上述幾件事中，我們不難看出新加坡和李光耀的站邊。
蘇聯人聲稱的「海外華人在僑居國充當中國代理人」，這是李光耀一直以來都想向外界澄清的問題。在新加坡幾百萬的人口中，華人占了74.2%，是絕對的主體民族。這曾一度引起過很多國家的戒備和猜疑，尤其是周邊的東南亞國家。
考慮到李光耀的危機感，和新加坡所處的這種雙重環境，我想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王蒙和章含之的回憶中，李光耀總有一種對中國敬而遠之的態度。
他本人對外界把新加坡和中國聯繫起來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才向華國鋒提出刊登他和毛主席合照前應該徵得他的同意，甚至有意避免和王蒙講普通話。
李光耀曾坦率地向中國提出：我們有必要做東協國家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事實確實也是如此，儘管新加坡和中國在70年代末就已經確立了較為良好的關係，但雙方正式建交卻是在1990年。新加坡也是亞洲國家中最晚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
當然，除了外界的因素，李光耀也認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中建立一種牢固的國家認同，這個認同當然是對新加坡的認同，而不是對其他國家的認同。
1965年新加坡剛剛獨立，李光耀就說了一段話：
「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語，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
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光耀強調，當新加坡被趕出馬來西亞後，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認同，如果沒有這種認同，互相爭吵下去，「新加坡將不能生存下去」。
李光耀：我不對祖籍抱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是新加坡華人，他的祖籍是廣東梅州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柯玉芝也是華人，祖籍為福建泉州。
身為一個華人國家的華人領導，李光耀深知老一輩華人對中國的感情。
對老一輩華人來說，在海外好好賺錢，然後寄回國幫助親人，似乎是他們的一種責任和義務。
李光耀認為著名華僑陳嘉庚的經歷體現了這一點：他早年下南洋經商發了財，卻一直記掛著中國，他積極援助抗戰，多次向中國募捐資金，幫助中國蓋學校，辦教育，最後他回到了中國，病逝於北京。
很多老一輩的新加坡華人都有落葉歸根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李光耀的姨夫，他曾對李光耀說過自己多麼希望死後能歸葬中國。
但李光耀認為這些是老一輩華人浪漫主義的想法，他說：「我對我的祖籍不抱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在中國出了名後，他曾祖父的宅院變成了當地的一個旅遊景點，他的族人們曾給他寄去過一盤光碟，也希望他能為祖宅做點貢獻，李光耀表達了感謝，但也表示了拒絕。
他說：「因為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不會去那裡參觀的。」
李光耀的話說得很坦誠，這種坦誠或許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對比緬北那些號稱自己是「中國遠征軍後代」，大打感情牌，然後實行詐騙的人。
而在了解到李光耀的文化背景（英國留學）和前新加坡「國父」的身份，我們很難說李光耀在這個問題上是絕對錯誤的。
李光耀並不否認，隨著中國的發展，新加坡華人對中國的關注正在日益加大。但他也明確指出：
「回歸祖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從種族上說，我們確實是華人。但我們能和中國人不分你我，完全相容嗎？僅僅因為我們也說中文？」
